我是炸黄河铁桥

花园口执行者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撰文

【编者按】熊先煜，乃抗日英雄佟麟阁将军的第三位女婿，生前担任重庆市文史馆员及政协委员。1938年，他投身国民党新八师，亲身参与并指挥了炸毁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对抗日战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下是他临终之际，首次对外述说那段波澜壮阔岁月的亲身经历。

黄河大铁桥三天三夜被炸毁。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原黔军改编）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命令下，火速从郑州出发，赶赴黄河大铁桥的两岸进行布防。面对逼近北岸的强敌（日军），该师在关键时刻，果断炸毁了黄河大铁桥，从而阻止了敌机械化部队对郑州的快速进攻。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一同乘坐火车，自郑州启程，穿越广武县境，抵达黄河南岸车站，并在该地设立了前敌指挥所。彼时，我年方二十四岁，担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主要负责防御部署，同时协助参谋长处理各项作战事宜。

晚餐过后，蒋在珍吩咐我前往黄河铁桥，去探询工兵连提前部署的炸毁大桥的准备事宜。指挥所与黄河铁桥相距大约三公里，我随身携带两名卫兵，手持手电筒，沿着夜色中蜿蜒的道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幢幢，那些孤独行进的人，皆是来自北岸的逃难百姓，他们或哭泣或哀号，拖儿带女，背负行囊，手提箱包，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抵达桥畔之际，工兵连连长周玉睿便迅速前来接见，向我报告：该连自抵达已有三日，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妥善完成，对于摧毁这座大铁桥，我们信心十足。周玉睿连长还补充道，漳河以北的敌军连日来沿平汉路向南进犯，我二十九军各部在安阳、汤阴、汲县等地奋力迎击，战况惨烈至极。每天都有大量伤员通过此桥。传闻我军虽顽强抵抗，但力量已显不支，正逐步向南撤退，敌军以大批坦克作为先锋，正从汲县向南推进，不久便将抵达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完我的汇报后，眉头紧蹙，面容阴沉，长叹一声：“凭借我们这些身着草鞋、手持步枪的士兵，对抗日军的坦克和装甲，怎能有望取胜？恐怕我那万余贵州子弟兵，不久便将血洒黄河了。”

闻言，我热血沸腾，心中悄然立下以国家为重，不惜献身的坚定誓言。

14日的清晨，我们正享用着早餐，突然，敌机如同幽灵般降临，警报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胆战。我和指挥所的官兵们慌乱地从车站奔出，迅速疏散至田野。此地并无任何防空设施，我们或蹲或站或卧，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天空，目睹那些涂有鲜红太阳旗的敌机在空中肆无忌惮地穿梭，我们虽满腔愤怒，却束手无策。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下炸弹，从其飞行方向判断，应是前往轰炸郑州。

敌机离去后，我们暂且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后，指挥所外便传来如雷贯耳的巨响。我急忙冲出房门，只见敌机在返航途中沿途投下炸弹。转瞬间，指挥所北侧的篮球场落下了三颗炸弹，铁路对面的中国银行亦遭轰炸，烟火冲天，泥石纷飞。无数百姓伤亡，民宅起火，男女老少哭喊声此起彼伏，慌乱地向田野奔逃。数分钟后，四周再度恢复宁静，宛如一场噩梦刚刚结束——然而这并非梦境，四周房屋正熊熊燃烧，田野上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哭声。

此刻，指挥所的电话铃声突兀地炸响，我匆忙踏进屋内，一把抓起听筒，得知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电，告知敌机十余架正对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进行轰炸，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

午后一时左右，我跟随蒋在珍师长乘坐手摇平板车前往黄河北岸检查阵地。同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以及两名卫士。平板车抵达铁路桥时，因上午敌机轰炸导致八十二孔桥受损，南下的列车受阻，工兵们正全力抢修。当官兵们看到师长亲临前线，纷纷高呼请战，更有众多学生官兵咬破指尖，写下血书，场面尤为感人。

片刻之后，行车通知下达，抵达北岸时，蒋师长亲切接见了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对该团全体官佐进行了鼓舞人心的训诫。他勉励众将士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要为中国军人赢得荣光。蒋师长表示，自己将以身作则，与敌人血战到底，直至最后一刻。随后，他巡视了桥头堡阵地后方，并返回南岸的指挥所继续指挥。

15日午膳过后，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豫北局势严峻，二十九军即将向山西方向转移，新乡已无法坚守。随即下令工兵部队于当晚11时启动炸药装载工作。同时，长官部特派工兵队长某前来现场，对技术操作进行具体指导，以备炸毁桥梁之需。

凌晨五时十六分，蒋在珍师长接到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紧急命令：新八师需负责指挥并全力掩护工兵连执行炸毁桥梁的任务，同时坚守黄河防线。

深夜时分，紧急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长官部传来消息，战局急转直下，宋哲元部队已沿着道清铁路向西撤退。程潜长官下达严令：天明之前，务必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挂断电话，目光如炬地落在我的脸上，语气坚定而严肃：“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正式发布，指挥工兵连执行此任务的重任，就交托于你了。请即刻做好准备工作，立刻前往桥上。”

受命之后，我内心激荡不已，于日记中记下：“黄河大铁桥全长一百孔，每孔跨度约四十公尺，堪称世界级伟大工程。然而，在倭寇的侵略之下，我国采取‘焦土抗战’的策略，决定将其摧毁，不禁令人感到惋惜！”

17日凌晨，一切准备妥当。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以及指挥所的军官们齐聚南岸桥头上，静候从新乡驶来的最后一列火车跨越铁桥，随后即刻发出炸毁桥梁的指令。

那日狂风肆虐，山河似乎在低声哀鸣，与中华民族共悲。晨曦微露，五时过半，最后一趟列车踏着晨光缓缓抵达。这是一趟由闷罐车、平板车和客车组合而成的混编列车。车厢内满载着顽强抵抗至最后的铁路工作者及其家人，以及众多伤员。在幽暗而凄冷的灯光映照下，我们目睹了车上每一张面孔都写满了庄重、悲怆与凄凉的情感。

随着刺眼的车灯划破迷蒙的夜幕，伴随着“哐啷哐啷”的火车巨响，驶上铁桥的列车让司机望见了沿黄河之北、之南、之巅，密密麻麻排列的众多军人身影。他猛地吹响了汽笛，那尖锐而刺耳的鸣响不断回荡，犹如一声声悲壮的呼唤，直击人心！

五点一刻时分，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毁桥梁的指令。我迅速举起信号枪，接连发射了三颗白色信号弹。霎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黄河铁桥被滚滚浓烟和闪烁的火光所笼罩。

爆炸的巨响逐渐平息，我和工兵连连长周玉睿迅速登上桥梁进行勘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座因技术故障而炸出百孔的大铁桥，竟然仅有三孔遭受严重破坏，而其余九十七孔尽管伤痕累累，不过是被炸药击落了一层表皮，那些庞大的桥墩仍旧傲然矗立在汹涌的江水之中。

此刻天光初露，前方局势尚且扑朔迷离。黄河以北并无我军驻防，加之地形开阔，铁轨也未遭破坏，这极大地便利了敌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

蒋在珍师长焦虑难耐，亲自赶至桥上，指示我继续严加督促爆破行动，务必迅速将铁桥彻底摧毁；同时，他命令傅衡中团长率领四个营的兵力火速返回北岸阵地坚守，一旦敌军前锋逼近，必须誓死抵抗，争取更多炸桥时间。除非接到撤退命令，否则任何未经许可擅自撤退者，都将就地正法。

自17日凌晨至19日黄昏，连续三昼夜，肩负炸桥使命的战士们未曾片刻离开桥面，未曾闭目休息。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我日以继夜，穿梭往返于铁桥之上，严督工程进度。每轮爆破，仅能对大桥造成有限的损害，工兵们装填炸药，引爆，循环往复。黄河之上，爆破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19日午时，我正与战友们共进午餐，忽闻南岸桥头人声鼎沸，众多战士急匆匆地向那里奔去。我快步赶至现场，只见他们在铁桥右侧的栏杆上方，发现了一块铁碑。由于会识字的战士寥寥无几，众人纷纷呼喊：“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抬头匆匆一瞥，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如乱箭穿胸的悲凉感。我高声朗读道：

“我国大清国铁路总公司承建京汉铁路，期间得比利时公司鼎力相助。工程完工之际，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以及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主持举行告成典礼。兹特铭刻此碑，以作纪念，刻石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我泪如泉涌，悲愤地呼喊：“众兄弟，那座刻有祖先功绩的石碑啊！然而今日，这宏伟的铁桥竟毁于我们这些不肖后人的手中……”

截至19日黄昏时分，我得知自三十九孔至八十二孔的水面区域，已遭受了严重的损毁。即便日军将其夺取，也需耗费三至五年的时间方能修复。此刻，从南岸远眺，可见桥床倒塌，桥墩崩塌，甚至桥床与桥墩一同沉入水中的景象。那原本雄伟的钢铁巨龙，此刻宛如被肢解的骨架，有的沉入水底，有的暴露于河面，一片狼藉，混乱不堪。在这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开了一幅凄凉而悲壮的画卷。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远无法忘怀！

工程虽告一段落，但内心却并未因任务的完成而感到喜悦。那份沉重与悲痛难以用言语形容。想想这规模宏大的建筑，先辈们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得以完工，而我们却在短短几天内将其毁于一旦！

蒋师长委予我一项非凡的使命，命我着手撰写《爆破黄河铁桥纪要》，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我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如痴如醉地打磨了三天三夜，心力交瘁，一字一句都经过精心推敲，终于完成了作品。其中结尾部分，至今记忆深刻：“……直到二十日的清晨，在晏勋甫参谋长的检查之后，爆破工作才宣告结束。从三十九号到八十二号孔，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被誉为世界奇迹的黄河大铁桥，如今只剩下些许残缺。想起建设时的艰辛，明白修复的困难。因此，我拍摄了这幅照片，以此铭记，并更加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花园口决堤之成，纯粹依赖于人工挖掘之力，未曾动用丝毫炸药。

1938年二月，新八师在炸毁黄河大铁桥之后，受命负责守护从汜水西至花园口东的黄河防线。随后，其防区调整为由黄河大铁桥西起直至马渡口的一线。师部设于京水镇。

此刻，日军已抵达黄河之北岸，鉴于铁桥已遭损毁，无法逾越河流，双方遂在江之两侧形成对峙之势。

5月23日，土肥原成功偷渡黄河，随之率领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向西挺进。至6月6日，敌军攻陷开封；次日，敌步兵骑兵千余人，伴随十余辆坦克抵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发生了接触，郑州面临极大危机。

面对这一紧急关头，第一战区长官部紧急向蒋委员长提出利用黄河伏汛期决堤的建议，意图通过引发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洪水泛滥，以滔滔江水阻挡敌军西进，确保郑州城池不失。此提议迅速获得了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的黎明时分，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在电话铃声的惊扰下从睡梦中醒来。他迅速抓起话筒，得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自来电。商震司令传达了紧急情况：陇海路以南的敌军已成功突破了我军在通许一带的防线，正逼近开封。同时，赵口决堤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下令新八师立即增派步兵一团，火速前往支援。

蒋在珍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起身，催促我一同乘车前往赵口进行实地视察。

赵口地区地势相对较低，因此选择在此处实施决堤。然而，在制定计划时，对黄河的水势预估过于乐观，对堤坝的坚固性评估过于宽松。因此，决策者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的位置开挖两道缺口，期望通过河水同时释放的巨大压力，能够冲垮两处缺口之间的四十公尺河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虽然缺口已经挖掘完成，但中间的大堤却始终未能被冲垮。加之决口过于狭窄，流量受限，尽管士兵们奋力拓宽缺口，但军情紧急，时间紧迫，形势已不容拖延。

在与蒋在珍师长交流了我的观点之后，他表示赞同。随即，他指示我随他一同前往郑州，以便面见商震总司令。在汇报过程中，我负责提供详细的补充说明。商总司令的意图在于扩充兵力，加快行动节奏。我则认为，鉴于决口过于狭窄，即便增派人手，也难以发挥实际效用，因此建议另选合适的地点进行挖掘。对于我的提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立即给出回应。

我与蒋师长迅即折返赵口，正与负责决堤的部队指挥官商讨事宜，突然接到商总司令的电话，转述了统帅部的指令，要求新八师在现有防御区域之外，另行选择地点进行决堤。

我们即刻启程返回京水镇。在车上，蒋在珍向我咨询：“我对您所负责的师防区沿河区域了如指掌，您认为在哪里实施决堤最为适宜？”

经过一番思考，我谨慎地回答道：“从地形条件来看，马渡口和花园口都是合适的选择。然而，马渡口与赵口距离较近，敌人已逼近该区域，恐怕在堤坝决口之前，敌人可能已经抵达。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我认为最佳方案是选择花园口这一段。”

蒋师长果断决策：“形势紧迫，使命艰巨，不容拖延，花园口便是最合适的地点。”

蒋在珍命我主决堤工程。

在危难之际，我接下了重任，心中既充满激昂，亦深感分量之重。我自然深知，那黄河之水奔腾而下，冲向千里平川，带来的将是何等严重的后果——它不仅将吞噬那些骄狂的日军，那些被日军侵占的铁路与公路，更将无情地夺走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生命、土地、家园，甚至是祖辈的坟墓。

然而，我亦深知，作为一名军人，我别无选择，唯有恪守服从之道。

尽管决堤事件涉及高度军事机密，我国政府并未对民众的生命安全置若罔闻。为此，当局果断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部门联合行动，组织民众进行疏散。同时，年轻力壮的群众被留置现场，协助军队执行决堤任务。

奉命后，我立即投入准备工作。当夜十二点，我率领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专责河堤修缮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火速赶往花园口，以便现场勘察并确定决口的具体位置。

经实地考察，我选择在关帝庙西侧约三百米的位置进行决堤。这一选择基于以下考虑：该处位于黄河弯曲段，河水汹涌澎湃，一旦抵达此处，因突然受阻，压力显著增大，河堤因此更容易被冲垮。此外，根据地图分析，一旦河水从花园口一带爆发，将越过已被日军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进而流入贾鲁河，并向东南方向流淌，最终汇入淮河。贾鲁河的河道，宛如一道天然的防线，能有效阻挡河水的无限扩散，从而减轻人民不可避免的损失。

在我阐明自己的看法后，我手持树枝，指向地面上的地图，征询同伴们的看法。若无人提出异议，则此决定便告成立。此刻，众人的面容庄重，眼中泪光闪烁，竟无人能出声。

这个决定，您认为可以执行，还是不可行？

张国宏眼神空洞，宛如中暑的患者一般，不住地悲呼：“会有多少人丧命……会有多少人丧命啊！”

我语气提高，直言道：“毫无疑问，死亡是必然的。若在此处决堤，伤亡人数将显著降低。你需明确答复，是赞同，还是反对？”

张国宏终于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认真端详着地图，对我所提出的方案表示赞同。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等我发问，便“咚”地一声跪倒在地，抬头仰望苍穹，泪水如泉涌，滚落不止。

全体人齐齐屈膝跪地，四人排成一行，直面波涛滚滚的黄河，共同放声痛哭。

午后约二时，我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往花园口。刚踏上河堤，平日与我以兄弟相称的几位军官便大声呼喊我的名字。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持一张军用地图，对我大声说道：“兄弟，你此举实乃大事！我刚刚仔细查看了地图，若是你所选的决口位置稍向西偏移些许，未能充分利用贾鲁河来阻挡洪水，那么郑州及其平汉线上的诸多城镇恐怕都将变成一片汪洋。你主导的决堤之举，纵使使得万千百姓葬身于水，然而功绩归于国家，功绩归于民族，未来必能迎娶佳人，多育英才！”

王松梅的话我终生难忘。

那夜，郑州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持续不断，直至破晓。彼时，我们军队已经做好了撤退的部署，主动对郑州车站以及城内可能被敌军利用的设施进行了破坏。即便日军占领了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将是一座空荡的城池。

两千余名抗洪官兵，耳畔不断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焦虑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夜以继日，奋力挖掘，毫不松懈。

6月8日，执行掩护任务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里之地，与日军骑兵发生交火，成功击退了前来侦察和骚扰的敌骑。在京水镇，我方亦抓获了数名日军便衣，一时间，镇上人心惶惶。负责河堤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从京水镇迁往东赵集。

为加速溃坝进程，张国宏段长亲自出动，招募并组织了众多周边民众共同参与，同时在现场亲自指导溃坝的具体操作。河堤之上，军民并肩，人流如织，蔚为壮观。

武汉的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会来电催促了解决堤的进展情况，急切地期盼着能够尽早开始泄洪。这充分表明，黄河的决堤已经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军方亦派遣了战地服务队男女成员前来进行慰问与鼓舞。他们携来了白面粉和猪肉，更在河堤之上放声歌唱、翩翩起舞，表演节目，为抗洪抢险的官兵们提振士气，增强信心。

午后的天际，两架日机从北方飞抵花园口上空，进行侦察行动，并倾泻数枚炸弹，炸弹落点位于决口西南方向的村庄附近，导致十余名居民不幸遇难或受伤。然而，这场灾难性的决堤并未因此稍有停歇。

花园口河堤由细石与黏土紧密融合，坚硬无比，挖掘工程极为艰巨。此外，河堤的挖掘全凭人力，未曾动用任何炸药。在新八师的战士们以及前来支援的民工们连续奋战两日两夜后，终于在6月9日的清晨八点，开启了放水流程。

洪水如猛兽般破堤而出，宛如两条金色的巨蟒翻腾跳跃。眼前，洪水迅猛地扑向邻近已空无一人的村庄……就在这一刻，两千余名筋疲力尽的军人和众多民工，才真正体会到心灵上的巨大压力。在乌云压顶的苍穹之下，我们无言以对，气氛凝重。

相似的感慨，我们亦曾体验，那便是在四个月前，黄河大铁桥被炸毁的那一时刻。

洪水淹没的村庄

6月9日的日记里，我以无比沉重的笔触记录下那一刻的悲怆：“水闸轰然开启，紧张与哀伤交织，心情如同悲壮凄凉的乐章。起初，水流缓而微弱，直至午后一时，水势陡然激增，宛如万马疾驰。决口在迅猛的水势冲击下迅速扩大，放眼望去，一片汪洋浩渺。京水镇西、北两侧转眼间沦陷，变为泽国。预计不出数日，洪水将蔓延至多个县境，心中不禁悲痛欲绝。”

6月10日，恰逢天公作美，清晨时分，乌云密布，天色昏沉。至上午十时，暴雨如注，持续整日未曾停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实际上对扩大决口起到了促进作用。洪水最终冲破了两个决口之间的五十米长河道。自此，黄河的河道发生了改变，滚滚洪水由此涌向千里平川……

三、逾12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89万同胞在洪水的肆虐中失去了生命。

身为花园口决堤行动的直接指挥官，时至今日，半个世纪的光阴已逝，我重新审视这一段深远的历史篇章，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感慨。那场洪水中，数十万同胞的亡灵被无情吞噬，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平息对于他们灵魂的深切怀念。

黄河水灾照片

时下有人撰文指出，花园口决堤之举旨在通过水淹敌军，所谓“以水代兵”，实则消灭敌方有生力量，此论实不准确。事实上，我军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标，是通过引黄河之水形成天然障碍，以阻止或延缓敌军的进攻步伐，从而为我军争取战略机动时间。当然，洪水一旦涌出，对敌方造成的损失亦不容小觑。

这一军事目的达成了吗？

日军所受黄河之害的惨烈程度，于日本官方文件中可见一斑。据我方目击者所述：“洪水肆虐，日军惶恐不安，四处奔逃，人马践踏，车马与人员淹没之数，难以计数。”

黄泛区一片泽国

无疑，洪水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1955年《治黄展览》所披露的数据，洪水淹没土地达5400平方公里，导致1250万人无家可归，更有89万人因洪水丧生。

毫无疑义，这乃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惨痛牺牲。正因这一沉重代价，才扭转了我军不利战局，击碎了日军在占领郑州之后——即便当时统帅部已决定弃守——企图迅速南进武汉、西犯潼关的狂妄计划。

若无黄泛区作为天然屏障，一旦郑州失守，敌军必会迅猛进逼武汉。从豫入鄂，铁路交通便捷，地势亦平坦，这对敌军的机械化部队而言，无疑是纵横驰骋的绝佳环境。我军能够凭借险要地形进行有效堵截的，唯有武胜关一处，若此关被敌军突破，战局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困境。

▲1938年，黄泛区民众背井离乡

单纯从军事策略考量，花园口决堤实是我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工业各方面均处于弱势时，面对强敌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即所谓的“断臂求生”。此举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民族的延续，虽付出了局部巨大的牺牲，换取了民族的惨烈胜利，后人理应避免对之过度苛责。

受困的日军车辆

一国际电讯已足以说明。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报道：激进社会党刊物《共和国》针对中国黄河决口事件发表评论称，历史上，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进攻荷兰时，荷兰曾故意溃堤以抵御侵略，尽管当时民众遭受了水患，但最终保住了国土。同样，1812年冬天，拿破仑一世进攻俄罗斯时，俄国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甚至焚毁了莫斯科，导致拿破仑的军队溃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来侵略，有被消灭或沦为奴隶的风险时，利用洪水和严寒气候来抵御敌人，有何奇怪呢？如今，中国已经决定释放黄河和长江这两条巨龙，以此遏制日军。即使是以十名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一名日本人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体现了中国抗战的坚定决心。

品读这豪迈的誓言，怎不令我这位满头白发的历史见证者，热泪盈眶，洒落如江河之水……

《炎黄春秋》2009年4期

国民党军扒开黄河花园口

日军死亡89.3万人。

来源：北京日报

决堤花园口

郑州市内蜿蜒南北的主干道，名为花园路，沿着此道向北延伸，直至抵达黄河大堤，便踏入风光旖旎的花园口风景区。花园口之所以闻名遐迩，并非因其自然景观，而是因为74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震撼人心的人为决堤悲剧。

景区内，两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巍然矗立。其中一座，乃1997年河南省政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共同树立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体之上，铭记着当年扒堤的经过以及由此引发的黄河水患所带来的惨重灾难。

这位题碑者，正是当年1938年6月下令开堤放水之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截日军的行为，无疑是抗战史上的一出惨剧。狂暴的黄河之水，从花园口改道东流，迅猛地向东南方奔涌，在黄淮平原上肆意横行长达九年，不仅延缓了日军的进攻步伐，亦在中国豫皖苏三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1938年花园口决堤，黄泛区图

自74年以来，关于花园口事件的功过是非，各方意见分歧，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是一个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时代，给我们的母亲河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刻创伤。

“最后抵抗线”

至1938年6月9日之前，花园口不过黄河畔一处平凡无奇的渡口罢了。除了邻近十里八乡的居民借此过河，它便与黄河上众多默默无闻的渡口无异，鲜为世人所瞩目。

然而，在1938年的春末夏初，随着侵华日军自山西、河北步步逼近黄河防线，尤其是他们跨越黄河，深入鲁南腹地，中、日双方对黄河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均变得愈发警觉。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我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全国民众为之欢欣鼓舞。借此胜利的余晖，蒋介石决心趁势扩大战果，借助高涨的士气与民心。他集结了六十余万精锐部队，集中在徐州一带，准备与敌军展开一场决战。

将重兵云集于狭隘的徐州战场，此举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深切忧虑。在他看来，最令他忧虑的并非咄咄逼人的日军，而是汹涌澎湃的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第五日，陈果夫的呈文送至蒋介石面前。在文中，他指出：“黄河南岸绵延千余里，守卫颇为艰难。尤其在汛期，敌人或许会利用决堤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若我方能确保武陟等县坚守不失，便能在任何时刻凭借水势进行反击，以制敌之命脉……敌军残忍无道，我们应当预防他们采取此类极端手段。”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深入研究。他指出，陈果夫之所以提出这一“反制预案”，是出于对侵华日军可能利用黄河决堤对付中国军队的担忧，而非直接意图通过决堤来阻挡敌人。然而，鉴于陈果夫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他的这份呈文被后世广泛引用，并被视作决堤黄河的首次倡导。

事实上，蒋介石在两年前便已接到关于利用黄河的建议，其意图相较于陈果夫更为明确——“人工泛滥”，意图以水势来阻挡敌人。此建议源自一位外籍人士，他就是受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究竟是谁？为何在二战期间，作为同盟国的中国，竟然会出现来自轴心国中心——德国的军事顾问呢？

德国法西斯政权所构建的高度集权国家体制、迅猛增长的国家实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

当时德国尚未将日本视为其盟友，实则因一战结束后，德国在华的殖民地悉数落入日本手中，两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冲突。正因如此，当中国方面提议邀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时，双方迅速达成了共识。

法肯豪森系德国顾问团成员，自1934年抵达我国，迅速攀升至顾问团总顾问之位。

法肯豪森并非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追溯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际，他便已身为德军的一名军官。在此之前，他在日本度过了长达五年的驻日武官生涯。由此看来，法肯豪森堪称一位对日本与中国都了如指掌的“东方专家”。

正因为如此，法肯豪森早在1935年便洞察到了“日本对华全面侵略只是迟早之事”。当年以及次年的1936年，他两次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书中不仅提出了涵盖国家战略的宏大蓝图，还细致到了兵力部署的具体方案。这两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书》现已被妥善保存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尤其是在法肯豪森所提出的“将黄河作为最后的防线，宜有计划地造成人工泛滥，以此增强防御能力”的段落中，蒋介石亲自划下了红圈，并在页眉处题写了“最后抵抗线”五个大字。

是视黄河为民族象征，决心誓死捍卫？是将黄河当作天然防线，意图凭借险要地势进行抵抗？抑或是采纳法肯豪森的建议，准备实施决堤以抵御敌人？渠长根表示，目前尚无充足资料予以证实。然而，结合抗战形势的演变以及蒋介石所采取的对敌策略，可以看出法肯豪森的《建议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采纳并付诸实践。

自1936年起，德国纳粹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结为同盟。进入1938年，希特勒公然承认了伪满洲国，导致中德关系彻底破裂。随之，德国顾问团撤离中国，法肯豪森亦随之离境。

正当此时，徐州会战的炮火声震耳欲聋。陈果夫关于警惕日军决堤黄河的紧急呈文，再次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此番，蒋介石于批示中指令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查核办理”。颇具意味的是，在批注之中，蒋介石原本曾提及“随时可发动反攻”之语，然而旋即以笔划去。或许是由于蒋介石对陈兵六十余万的徐州会战抱持极大信心，故而并未料及陈果夫所担忧的紧急局势将成真。

形势瞬息万变。

“千古笑柄”

一举歼灭我军主力。

初夏五月，日军调集了十余个师团，总计三十余万大军，从六个不同方位对徐州实施围攻。

随着日军在徐州的合围之势即将成形，坚持在徐州与日军正面交锋的蒋介石，开始察觉到局势的严峻。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更是雪上加霜。5月11日晚，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行渡过黄河，并向菏泽进发。若14师团攻陷菏泽，将切断连接徐州以西的陇海线，进而阻断60万中国军队的补给线与退路。

蒋介石即刻作出决定，撤出徐州。于是，原本预期与日军展开一场生死对决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布阵之际，中国军队便开启了撤退的步伐。

庆幸的是，蒋介石下达撤退令的时间颇为及时，使得大部分中国军队得以成功突围。随之，军事重镇徐州也易主他人。

位于徐州以西，便是闻名遐迩的“湖南王”程潜所辖的第一战区辖区。该战区肩负着双重使命：首先，在商丘周边地区集结逾十万精锐部队，以便随时支援徐州的激烈会战；其次，坚守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旨在遏制日军的南侵势头。

此刻，程潜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下令支援徐州的部队沿平汉铁路线实施撤退。途中，他们在陇海铁路周边不期而遇，遭遇了土肥原师团的猛烈进攻。

土肥原师团装备了300余辆装甲车，堪称日军中的甲种师团。他们仅用短短一天多的时间便迅速推进至陇海线附近。然而，这股迅猛突进的土肥原师团此时却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面对他们的中国部队数量多达六倍之众。

战机的突然出现，蒋介石视其为挽回颜面的绝佳时机，遂亲赴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了打好这一战，蒋介石不惜代价，调兵遣将，其得意门生、嫡系将领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等，均被派往豫东战场。

土肥原所率领的两万大军，迅速陷入了兰封与商丘之间，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域。

商丘，豫东的要冲之地，由黄埔一期毕业的将领黄杰统帅第八军驻防。与之相望的兰封，亦由另一位黄埔一期校友桂永清担任守将。桂永清麾下的第27军，乃当时中央军的精锐之师，配备了中国军队中难得一见的战车营。

六个军团的十二万精锐之师，将土肥原所率的仅有两万人的师团团团围住。程潜更是放言豪迈：“即便仅凭消耗，也能将土肥原的部队吞噬殆尽。”

最初，我国军队确实一路高歌猛进：土肥原部在层层重围之下遭受重创，土肥原本人险些被俘，甚至连天皇所赐予他的军刀也沦为了我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众多战马，他从中挑选了一匹作为自己的坐骑，并为这匹马起名“土肥原”。

在胜利的曙光似乎即将降临之际，中国军队的优势地位中竟惊现一位逃将。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发起了突围战，其主攻目标直指兰封。仅仅经过短短三个小时，兰封外围的防御线便告破裂，桂永清便弃守而逃。

桂永清的临阵退缩，致使兰封沦陷，战局陷入一片混乱。土肥原则得以依托兰封及黄河沿岸的村落坚守，静待援军到来。与此同时，徐州的日军亦开始西进，实施救援。一旦援军抵达，日军的整体局势便焕然一新。

程潜被迫再次集结兵力，重新部署战术，以围攻土肥原。经过四天的激战，程潜预计仅需再过两三天，即可将土肥原彻底击败。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28日，驻守商丘的黄杰却选择了撤退。

商丘地处敌援军必经之路。然而，当来自徐州西进的日军即将抵达商丘时，黄杰未发一弹，便匆忙率领部队撤退。商丘的陷落，使得豫东门户大开。正如土肥原所期望的那样，援军接踵而至，络绎不绝。

桂永清与黄杰两位将领的擅自逃离，导致我军原本大好的战局遭受重创。尽管投入了超过十五万大军，却未能击败仅有两万人的土肥原部，反遭惨败，落荒而逃。即便是蒋介石，在致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坦言，豫东战役堪称“战争史上的一桩千古奇耻大辱”。

土肥原再度夺回了兰封，随即挥师直指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此时，开封城内仅余一师孤军守卫，失守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开封与郑州相距仅有60公里，彼此间仅一线之隔。彼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座县城，但已悄然成为中原的战略要地。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这两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在此交汇。若土肥原能够夺取郑州，那么这两条铁路线便会落入日军手中，这一态势正是蒋介石所深恶痛绝的。

中日两国均深知，继郑州之后，日本势必将目光投向那被誉为“九省通衢”之地、我国战时首都的武汉。

艰难抉择

在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同日，蒋介石已从郑州匆匆返回武汉。

一旦兰封失守，明眼人便不难预见豫东战役的走势。在豫东战场上，我方军事力量已不足以扭转战局，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黄河。

渠长根向记者透露，在我国军事史与战略思维中，水素来被视为一股强大的自然武器。其中，关羽“水淹七军”的故事尤为著名。黄河作为利用次数最多的河流，历史上曾多达二十余次被人为决堤，用以进攻或抵御敌军。这条古老的黄河，在滋养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塑造了我国独特的军事斗争理念。

提议掘开黄河，以水淹日军！据现有档案资料，提出此策者多为国民党军方及政界的高级参谋。

首度提出决开黄河大堤之议者，乃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于5月21日，姚琮向军令部次长熊斌发出电报，内中言道：“黄河旧险之地，位于考城（今属兰考）以东的中牟一带……若即刻实施决堤措施……短期内即可形成泛滥区，至少能令日军行动受阻，全局局势必将随之转变，对我方极为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亦提出相仿的见解：“细查黄河当前桃汛情势，考城西部的兰封弯道区域，水流冲击尤为猛烈。若在此处进行人为决口施工……不仅会导致大片土地淹没，令敌方的机械化部队丧失战斗力，更有可能对他们的战斗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众多人士亦曾发出类似电报、呈文，诸如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等，他们大多曾是战区司令部或军中的高级参谋，其名今多不为人所熟知。令人玩味的是，这些人的直接上司在此期间却往往保持沉默，未作直接回应。

然而，在众多第三人的回忆录或自传中，诸多昔日名噪一时的人物曾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提议采取决堤战术以对抗敌人，诸如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遗憾的是，这些提议并未留下确切的历史证据。

或许，这或许可被视为一种政治权谋。众所周知，此种抵御敌人的策略实为一种自我伤害之举。

若不堵塞堤坝，郑州便无其他守卫之策，不久便将落入敌军之手；与此同时，战时的首都武汉亦如摇摇欲坠的鸡蛋，危机四伏。

河堤决口，黄河洪水肆虐，中原之地转眼间化作汪洋泽国，汹涌的洪水即将吞噬千百万同胞的生命与财产，这场祸害百姓的灾难似乎在劫难逃。

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即便案头上的电报和呈文接连不断，他始终未表露出任何态度。直至5月31日，他才下达命令，要求豫东的中国军队全面撤军，而对于采取决堤策略来制敌，他在此之前未曾有过任何明确意见。

战局愈发严峻，日军在占领商丘之后，迅速蔓延至豫东地区，其锋芒直指开封。距离不远的郑州正面临极大威胁。同时，长江下游的日军亦在暗中觊觎，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6月1日，武汉紧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刻，蒋介石已接受了豫东战役败北的事实，他的思考重心已转向武汉会战，甚至已着手策划武汉的大规模撤退。

蒋介石向负责武汉防卫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咨询，若调动全国可用船只与车辆，完成武汉的撤退需时多久？陈诚回应称，至少需时一年十二个月。

蒋介石向总参谋长何应钦询及，敌方在北方最快需多长时间能迫近武汉？何应钦回应，鉴于平汉铁路的便利，若郑州失守，华中地区将缺乏险要可依，预计敌军将在一个月内逼近。蒋介石继续询问，那么针对苏皖地区的敌人呢？何应钦解释称，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那里地形多为山地，对我军较为有利，我们有能力抵御敌人长达三个月。

最终，蒋介石提问：若敌人从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情形又将怎样？何应钦回应称，难以预测。顿时，会议室里弥漫起一片沉静。

渠长根向记者透露，在其所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未发现有关此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载。即便是最后的决堤命令，也仅是通过电话传达，并未留下任何书面文件。然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称，正是在这次最高军事会议上，作出了将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决定实施黄河决口。而决堤的具体任务，则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执行。

陈慰儒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其回忆录亦为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部约见陈慰儒，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即刻决开黄河大堤，放水以阻敌寇”的指令。

陈慰儒，世居此地，对洪水爆发后的破坏性后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巧妙地试图阻止决堤的举动。他说：“依据河工的经验，农历五月正是晒河底的最佳时期。现正值枯水季，即便决开黄河大堤，水流亦微弱，难以抵挡敌人。然而，一旦汛期到来，堵口工程将异常艰难，豫苏皖三省将面临无尽的洪灾。此刻决堤，实非明智之举。”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遂告知他：“待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然而，翌日，程潜再度找来陈慰儒，如此说道：“蒋委员长指示，即便河水流量不大，也要立即派河兵行动，确保敌人得知黄河决口的消息后，不敢轻易前进。”

陈慰儒竭力争取道：“河兵均为沿岸的农夫，他们对黄河决堤的严重后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断然不会同意采取决堤行动。”

程潜随即下达命令：“我将派遣军队前去攻坚，而你们则负责指导。”

花园口决堤，黄河之水奔腾而下，千里波涛汹涌，于豫皖苏三省范围内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淹没与泛滥区域。

赵口

第一战区接获的指令，是关于在中牟与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挑选一处决堤地段，务必在四天之内开启堤坝，以泄洪。起初，他们所定的决堤位置并非花园口，而是位于中牟正北的赵口。

晏勋甫回忆称，赵口决口地点的选定，乃是他与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共同商议的结果。选择赵口的原因有三：首先，该地于1843年曾发生溃堤，从而形成了黄河的旧河道。一旦决堤，河水将循着旧河道，流经河南、安徽多县，最终汇入淮河。此线路以东正是日军当时的主要集结和驻扎区域，此举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水淹七军”的效果。其次，河水一旦出堤，主要流向自然河道，这有助于减轻百姓的损失。再者，黄河堤防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而赵口恰好位于“豆腐腰”地带，该区域经常发生决口，且每年都需要对堤防进行整修。许多地方的大堤甚至高达两三层，而赵口这里却仅有一层，因此决口相对更为容易。

这些看似“空谈理论”的构想似乎暗示，赵口决堤之举乃是一项完美无瑕的计策。然而，一旦付诸实践，却遭遇重重难关。

3日，肩负赵口地区防御重任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力量，着手进行大堤的挖掘作业。

缺乏重型机械设备的决堤部队，仅凭镐头、铁锹等简陋工具，依靠人力进行挖掘。然而，他们未曾料想，赵口大堤竟位于黄河“豆腐腰”的黄金地段，尽管仅有一层结构，却异常坚固。挖掘作业的进程因此显得异常缓慢，而预定的计划也几乎在每一步都遭遇了重重阻碍。

依据既定方案，部队将在彼此相距四十米的间隔中各自挖掘两个通道。待这两个开口挖掘完成，位于中间的主堤坝便将遭受水流冲击而被冲垮。

赵口大堤的宽度约为三十米，其顶部距离水面的高度达到十米。我军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达到了十米，然而随着深度的增加，口门逐渐变窄，直至接近水面时，宽度缩减至不足一米。此时，人已难以转身，施工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工兵们携带着炸药，对堤坝裂缝的底部实施了爆破作业。然而，炸药虽能轻易撼动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却对松散的黄河沙土束手无策，犹如重拳击打在绵软的棉花上，效果微乎其微。

终于，水流得以缓缓流淌，然而，在猛烈冲刷下，豁口两侧的泥土纷纷脱落，反而再次将出口堵塞。这使得原本指望河水能够冲刷开两道口门间40米长的堤坝，已然成为了泡影。

连续挖掘了三天三夜，直至6月6日，黄河之水仍旧未能得以疏导。

身处武汉，蒋介石的遥控指挥使得他无法按捺心绪，频繁地询问决口的具体情况，几乎每日都要询问三四次。而直接领导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同样坐立不安，他亲自赶赴现场进行监督，并增派了39军的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的位置重新开挖河堤。

经过一整夜的紧急施工，第二道堤坝的决口得以迅速封闭，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令人失望。黄河那浑浊的河水中，难以辨识其深浅。直至第二道决口挖掘至接近水面，士兵们方才意识到，紧邻堤坝的黄河水面异常浅薄，河床尽是沙洲，而真正的河道主脉，尚不知距离堤坝还有多远。

就在这一天，日军已攻陷开封，前锋逼近中牟。在赵口的溃堤之处，震耳欲聋的炮声声声入耳。

赵口决堤已无望。

1947年花园口堵口前空拍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之围久拖不决，焦急的情绪不仅笼罩着负责决堤任务的53军。该军所属的20集团军肩负着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的重任，需坚决抵挡住向郑州进逼的日军。黄河决口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何时能够宣布安全。

6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肩负着53军西侧防御重任，携同参谋熊先煜一同赶赴赵口决堤现场，实地考察情况。蒋在珍迅速判断，“决堤进程受阻并非因人力不足，实乃规划存在缺陷”，随即提议在中牟以西的郑县防区内另择地点进行决堤。经商震上报蒋介石审批，当晚即启动了新的决堤行动。

依据熊先煜的战时记录，在当夜10点钟，蒋在珍等人与前来巡视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进行了深入的商讨，并决定由熊先煜负责接下来的行动。熊先煜在接到命令后，心情激动，于当夜24时带领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人，乘车赶往花园口，对决口的具体位置进行了侦察。

在这“轻风轻拂，溪水潺潺，月色朦胧，水势难辨”的夜晚，他们凭借着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不敢轻易确定选址。待到天明，众人便从花园口沿河而上，进行细致的搜寻与侦察，最终在关帝庙西侧的核桃园附近，划定了大致的搜寻范围。

在这座关帝庙的殿堂之中，数人怀着崇敬之心，向昔日“水淹七军”的关公虔诚地跪拜焚香。熊先煜跪地祈祷，声音低沉而坚定：“关公老爷，我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被日本侵略者欺凌得无以复加。我们虽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唯有采取放水淹河的极端措施。虽致百姓流离失所，愿求您能宽恕我们的无奈之举。”

熊先煜最终确定的决堤位置位于关帝庙西侧约三百米处。此地水道蜿蜒曲折，所受水压较直线段更为显著，因而更易遭受水流冲击而溃决。一旦河水溢出，其流向与影响范围将与赵口情形相仿。

“会有多少人丧命……会有多少人死去啊……”

“人难免会丧命，若在此处溃堤，伤亡人数将显著降低。你须明确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熊先煜语气加重地问道。

苏冠军凝视着地图，无言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在此刻突然咚的一声跪地，泪水如泉涌。熊先煜及其随行数人亦纷纷跪地，他们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悲痛欲绝，声声哀嚎。

新8师展开决堤行动。

熊先煜的记载显示，新8师在决堤策略上明显借鉴了赵口决堤失败的教训。他们在堤顶先开掘出50米的宽幅，此举不仅便于沿斜面逐步下挖，降低放水时的坍塌风险，即便挖掘至河床，亦能确保至少10米的宽度得以保留。

决堤现场

士兵们分头从堤坝的南北两侧同时展开施工，并分别向东、西方向挖掘和运输泥土。在挖掘过程中，他们还巧妙地设置了阶梯，以便多人可以同时作业，提高了工作效率。

魏汝霖多次提及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则明确指出是“炸堤”，而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在日记中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我们使用炸药炸毁了堤坝内斜面的石基。”

渠长根对此观点明确，他认为“挖堤”与“炸堤”应同步进行。在决堤行动中，官兵们应首先动手，挖掘并扛起，清除堤坝表面的浮土，随后利用炸药炸开堤坝的坚硬部分，最终通过远炮轰击，扩大决口的宽度。

上午9时，决口工程宣告完工，随即开启了放水程序。初始阶段，水势保持平稳，但约一小时后，受水流冲刷影响，决口范围已扩大至十多米之宽。

熊先煜与朱振民的日记在某个细节上存在分歧，那便是关于天气的记载。朱振民在其日记中提及，6月9日的午后正值雨天。相较之下，熊先煜的日记则描绘了同一天的晴朗景象，而雨水的降临则是在次日，即6月10日：“清晨醒来，天色阴沉，早餐过后，乌云密布，突然间大雨倾盆，直至日暮。”

不论这场雨是在何时降临，它无疑成为了决堤行动中的那场“及时之雨”。黄河之水迅猛上涨，其势头愈发猛烈。在激流的大力冲刷下，决口不断扩大，水流亦愈发凶猛。

9日晚间，程潜向蒋介石发送的密电中记载：“截至晚上8点钟，决口处已被洪水冲刷至40尺之宽，水位深达一丈有余，浪高亦有三尺之高。”

通过阅读熊先煜的日记，我们至今仍能深刻感受到实施决堤行动时所面临的矛盾与复杂的内心世界。即便按照军人的理智，熊先煜坚信“此举旨在阻止敌人，挽救全局，因此不惜付出巨大牺牲，以期最终胜利”，然而目睹“无数百姓的家园和财产化为乌有”，“一片汪洋”，他内心仍旧感到无比痛楚。

黄河奔流不息。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在焦灼不安中，蒋介石终于迎来了两个久盼的消息：花园口成功决堤，以及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顺利实现了向西撤退。

与此同时，蒋在珍亦发送了一封预先准备好的电报：“今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轰炸花园口河堤，我部正全力进行抢修与堵截。”

敌军自占据我开封后，持续西进，近期在中牟一带连日激战。我军以誓死之志顽强抵抗，加之阵地稳固，敌军始终未能得手。无奈之下，敌军在黄河南岸中牟以北故意决堤，企图以此摧毁我军阵地，并企图淹没我军主力。”

显而易见，策划和执行这些决堤行为的人深知，尽管黄河泛滥可能带来一定的军事利益，但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这些利益。因此，他们在行动前便预设了对外宣传的策略，将黄河决堤的责任归咎于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侵略者。追溯根源，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将中国逼至绝境，又怎会出现花园口决堤这种极端的焦土战术呢？而且，在敌对双方交战之际，利用舆论攻击对手也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

依据保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我们可知“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声明，似乎出自第一战区的草拟。这种宣传方针，对于蒋介石而言，无疑恰到好处，正合其心意。

在堤坝决口后的第二天，即6月11日，蒋介石向程潜发出电报，作出三项指示：一是要求向民众普及敌机轰炸黄河堤坝的事实；二是需细致勘察洪水泛滥的情况，将其视为第一道防线的主要障碍，并据此优化我们的部署和防御体系；三是命令前线部队与当地民众携手，共同修筑堤坝，引导水流向东南方向流入淮河，从而保障平汉铁路的交通畅通。

中国军队在郑州与开封之间奋力涉水，展开对日军巡逻队的搜查行动。

在同日，国民党中央社自郑州发出电报，首次“报道”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经过：“敌军于9日于中牟附近对我军阵地发起猛攻之际，鉴于我军左翼沿黄河坚定抵抗，敌军遂持续出动飞机与炮火进行猛烈轰炸，导致该处黄河堤坝遭受严重破坏，形成决口，洪水泛滥，形势愈发严峻。”此后，中央通讯社接连发布两条电报，进一步揭示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众多知名报纸，诸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均同仇敌忾，对日军的暴行予以严厉谴责，并积极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救济受灾的民众。

面对国民党的宣传，日本方面自然不会坐视不理。6月16日，在日军操控之下的《盛京时报》发表文章，指责“决堤黄河之行为系党军所策划”。

黄泛区人家

并非国民党中央社率先揭露黄河决堤的消息，而是由《申报》的香港版率先公布。在6月9日，《申报》香港版刊登了来自上海的电讯，其内容颇具“先见之明”，指出：“从当前的形势来看，除非华军下定决心炸开黄河堤坝，导致广大平原被水淹没，否则日军……必将迅猛推进。”紧接着，6月10日，该报又发布了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消息透露，从兰封到洛阳，直至黄河堤坝，华军计划决堤，以淹没……”

渠长根指出，“由此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交锋以及诸多媒体披露的异常信息，使得公众对事件的看法不再那么单纯。因此，众多新闻记者纷纷要求前往决堤现场进行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已有周密部署。6月9日，花园口刚开始泄洪之际，商震即刻发电新8师，指示使用炸药将决口周边的小龙王庙以及民房、大树摧毁，以营造出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假象。

国民党军队在扒开黄河大堤后，为了掩盖真相，决堤的部队故意在决口处摆出抢险堵口的假象。

6月22日，中外记者抵达花园口现场，眼前呈现出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抢险堵口景象。大堤两旁人潮涌动，呐喊声此起彼伏，士兵与民工们挥汗如雨，肩挑手提，填埋土石之用堆积如山。在大堤内侧，船工们奋力划动木船，将堵塞物一一抛入水中……

后续的媒体报道揭示了，该事件大体实现了既定目标，众多媒体仍旧将堤坝溃决的责任归咎于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国民深信，花园口之堤的决堤乃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这种宣传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抗战激情。

记者们相继离去，现场那群高声呼号的堵口士兵即刻搁置了手中的器械。然而，花园口的合龙工程，还需再等待8年零9个月的时间。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将花园口这个位于郑州北郊的偏僻角落，铭刻为抗战史上难以磨灭的标志。由此分流东南的黄河，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刻画出一块被独特名称标记的地带——黄泛区。

黄河之水奔腾不息，非人力所能驾驭。连日暴雨过后，赵口的缺口亦被猛烈的黄河水冲开。两股波涛汹涌的河水分别东流西散，西向沿着颖河一路奔向淮河，东向则沿涡河流淌至安徽怀远，最终汇入淮河。黄、淮两河汇流后，汇入洪泽湖，最终汇入长江，奔流入海。沿途所至，皆化作一片汪洋。

在《豫省灾况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黄河决堤后洪水肆虐的悲惨景象：“那汹涌澎湃的洪水，震天动地的呼啸，令人痛不欲生，不堪回首。有的人攀爬树木，登高避难，借助漂浮的木头和船只，侥幸逃生，却只保得一线生机，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心神不宁，魂飞魄散。那些颠沛流离在外的人，更是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常常倒卧路旁，尸横沟壑，死者的数目难以计数……因此，卖儿卖女成为常态，哭声连绵不绝，亲情难舍，场面触目惊心。市场上的价格不断下跌，求售者络绎不绝，整个荒芜的地区，一片凄凉，仿佛已不似人间。”

汹涌的黄河之水奔腾而下，千里平原化作泽国。豫、皖、苏三省的44个县，共89.3万生灵葬身于黄泉之下，1200万人流离失所。直至1946年黄河重归故道，在这8年的漫长岁月里，豫东大地上饥荒连年，饿殍横陈。“百里无人炊烟袅袅，唯见黄沙漫卷空城，荒径杂草丛生，狐兔出没，泽国芦苇摇曳，蛤蟆鸣叫”，这便是黄泛区劫难之后的真实景象。

躲在高地的灾民

自我伤害的抵御之道，在中国人民身上刻下了深刻的伤痕。触及这些伤痕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以柔克刚的策略是否达成了预期效果？

固然，花园口决堤之举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既定的军事目标，但这亦仅能勉强慰藉那些为这一壮举付出沉重牺牲的国民。

自6月9日堤坝决口以来，涌入豫东的日军面对猛烈的黄河洪水，措手不及。其中，部分人员被洪水吞噬，另有伤病者因无力挣扎而被遗弃，还有一小部分被中国军队击溃。余下的日军只能暂停追击，撤退至黄泛区东部地区集结。

他刚刚支起锅准备享用早餐，突然，军中传来了“敌军炸毁黄河堤坝，部队须迅速疏散”的紧急命令。士兵们匆忙撤离，跑出没几步，便目睹了汹涌的浑浊洪水滚滚而至，将一座座村庄吞噬……

在接下来的十余日日记里，东史郎细致地描绘了日军与后勤部队失去联系、补给线断裂，以及被中国军队紧紧追击的困境。“这是一条由黄河决堤所形成的水道，我前面的士兵在夜幕的笼罩下成功渡河。然而，渡过河后，我们却迷失了方向，不知哪一侧是浅滩。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士兵们一旦发现些许食物，便如同猫儿发现鱼儿般，悄声藏匿于角落，独自享用。我们四处奔波，寻觅食物踪迹。起初，稻田里尚有土豆种子，然而不久便被一扫而空。南瓜秧也被我们采摘来煮食，但很快便被各分队争抢一空。田地中，食物的资源迅速枯竭。洪水再次阻断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连续多日，粮食供应未曾送达。

直至8月8日，心有余悸的东史郎与众士兵方踏上列车，沿着轨迹缓缓退至安徽境内。

在花园口决堤事件发生后短短一个月，我国军队便发起了反击战，豫东一带的日军势力得以基本肃清，敌军被迫撤退至豫皖接壤之地。

随后，在谈及黄河决堤事件造成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坦言“遭受了相当损失”。根据中日双方公开的资料，伤亡人数介于7000至20000人之间。

花园口门东侧日军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黄河决堤对日军造成的打击，不仅体现在占领区域的缩减和兵力损耗，更在于其原本预定的进攻策略遭受了严重挫败。豫东战场的硝烟逐渐消散，新生的黄河横亘其上，成为军事对峙的分水岭，将日军阻隔于黄泛区之东。中国军队沿西岸布防，并在新黄河的西岸构筑了“防泛西堤”，而日军则在河对岸筑起了“防泛东堤”。直至1944年，日本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郑州方才落入其手。

武汉终未能坚守。蒋介石原本寄望于花园口之决堤可为武汉保卫战争取半年以上的缓冲，黄河的骤然改道亦迫使日军调整进攻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其攻势。然而，仅过了短短三个月，武汉便宣告陷落。

日军被困黄河大水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政府随即作出决策，决定在花园口实施堵口工程，以引导黄河回归其原有河道。翌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正式成立，并于3月份启动了花园口的堵口工程。

历经八载的开挖，花园口已变得面目全非，原本仅四米宽的决口，如今已扩张至超过一公里之长，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堵口工程因此演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直至1947年3月，花园口的堵口工程才宣告完工，横行肆虐了八年又九个月的黄河，终归旧道，而黄泛区亦因此成为承载着深重苦难的历史符号。

黄河复归故道，被国民政府视为一项旨在救民于水火的重大成就，于堵口之处树立了丰碑以传颂其事。蒋介石亲自题写了“济国安澜”四字，以示表彰。然而，世人不知的是，这位题词者正是当年下令决开黄河堤坝之人。

自花园口大堤决口至今的数十年里，这段历史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尤其是自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来，对于该事件的真实历史细节，更是讳莫如深，鲜少有人深入探究。

直至1967年，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在美国定居后，凭借其知情者的身份，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首次公开揭露了“我方曾炸毁郑州黄河堤坝，以滚滚黄河水势对抗入侵之敌。”数年后的某一日，他在另一部作品《蒋总统秘录》中对花园口堤坝决堤的经过进行了简要述说。

自1975年蒋介石先生逝世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压力逐渐得到缓解。到了1982年，一位事件的亲历者魏汝霖先生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其中记载道：“6月4日，第53军的一个团接到先总统蒋公的紧急电令，要求在赵口附近的中牟县境内实施决堤，并规定必须在当晚的12点前开始放水。鉴于此事的严重性，先总统蒋公亲自指派第20集团军的商总司令负责执行。当时，魏汝霖先生担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河堤现场，全天候监督指挥，对事件的经过了解得最为详尽……”

1938年6月，那段历史的真实画卷，终于缓缓揭开了它的一角，显露出一丝轮廓。

“青山虽能暂时掩映，但滚滚黄河终将东流入海”。今日矗立于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宛如我们民族躯体上的一道痛彻心扉的伤痕，长久地警示着后世，那段历史之惨烈与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