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其地位举足轻重。因其长期担任关键职务，他的行为对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长征期间试图另立中央的举动，以及随后逃往延安叛变，为敌人效劳的行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南昌起义筹备阶段，张国焘还曾企图阻止起义的爆发。若他的阴谋得逞，南昌起义将被扼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或许将面临重写。

张国焘偏见固执。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之后几天，革命群众被杀，数百人被捕；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在上海被残杀。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那时的张国焘，身为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对于党内的多项决议肩负着重大的职责。然而，在南昌起义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却扮演了负面角色，严重阻碍了起义的进程，并试图以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决定之上。若非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张国焘极有可能利用中央代表的身份，葬送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武装反抗行动。

1927年7月26日，肩负中共中央赋予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重任的周恩来，告别武汉，匆匆赶往南昌。周恩来启程不久，中央随即派遣张国焘担任中央代表，火速前往传达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这封电报由斯大林亲自定夺，并由布哈林署名。根据资料记载，关于此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包含了以下两句关键表述：

“若确无胜算可期，则南昌暴动不宜发动。”在中共中央当时的解读中，此言意指：“唯有在毫无胜利机会的情况下，南昌暴动方应被推迟。”循着这一逻辑，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们，包括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均坚信南昌起义“必能迎来胜利的曙光”。基于此，中央便派遣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电报精神，并强调“必须坚决发动前线作战，这是在汉口（当时会议地点为汉口）已确立的事实。”

然而，如此清晰明确的话语与中央立场，在张国焘的理解中却产生了误解。原来，当时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兼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张国焘的观点。在此，或许有必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简要说明。

在我党筹划起义的队伍中，几支主要力量，无论是从实质还是名义上，都实际上由张发奎统一指挥。这其中便包括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周士第指挥的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以及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以及蔡廷锴麾下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可见，若当时张发奎展现出革命的热情，甚至亲自参与这场起义，无疑是再好不过的结果。然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张国焘

当前，张发奎所依托的汪精卫武汉政府已显露出明显的反共倾向，并着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进行打压。身为军人的张发奎，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与汪精卫集团合作，这一点已无可置疑。然而，张国焘依旧看好张发奎，认为他年轻有为，缺乏军阀习气，堪称楷模军人；他既是革命的正统，又勇猛善战，被誉为铁军英雄，受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高度尊敬。更重要的是，张国焘没有从时局和他人态度的变化中反思，反而强调张发奎对同袍的关爱，不分党派。过去，张发奎确实承诺过要保护共产党员，但如今，我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需要共产党员发起“暴动”，他还能继续保护甚至支持他们吗？显然不能。继续依赖张发奎的希望，此刻看来是极其危险的。

若一个人在判断某事时出现偏差，进而形成偏见，其思维往往会顺着偏见的方向延伸，从而忽视其他可能更为关键的要素。在此情形下，张国焘显然在这一点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

无论是在南昌起义数月后的总结，还是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张国焘始终着重提及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立场。他坚信自己的见解源自于这位外籍顾问的某次发言。

在当年的7月26日午后，中共中央举行了常委会。与会者中，包括了这位加仑将军。在会上，加仑将军表示，他刚刚与张发奎进行了会面，并就军事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发奎表示愿意将他的部队集结于南昌和南浔一线，停止向东移动（当时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准备对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发起进攻），并逐步调整战略，返回广东。基于此，加仑将军提出建议，若张发奎能够同意返回广东，并且不强迫叶挺等共产党人退出，那么他们可以与张发奎一同返回广东，抵达后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机会。

此言看似合理，但张发奎此刻已明确倾向于汪精卫阵营，与中共关系疏远。而你却要求他既要保证共产党在队伍中的存在，又能随军回粤，之后还计划与之反目（即与张发奎对立），这难道不是一种纯粹的一厢情愿吗？然而，张国焘却深陷这种一厢情愿的思维陷阱，进而导致了试图阻挠党决策的这次起义的异常行为。

阻挠南昌起义。

7月26日，中央常委会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受中央派遣，急赴南昌。当晚，他搭乘一艘顺流而下的长江船只，从汉口出发，驶向九江。翌日清晨，张国焘抵达九江。鉴于当地局势动荡不安，此处聚集了众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其中，多数人正候车前往南昌，还有一部分人正试图秘密前往长江下游的上海等地。张国焘迅速与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并向他们简要传达了前一天会议的主要内容。然而，此时张国焘已将自己的偏见与理解融入其中，倾向于尽可能避免发动起义。

若再动摇军心，必将对你采取行动。

恽代英的怒火，令张国焘脸色大变，同时也让他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党人内心深处长久以来的压抑。恽代英平日里既正直又礼貌，待人友善，无论是对张国焘还是他人，都展现出他一贯的亲和。他个人并无野心，与人无怨，在共产党内部享有“甘地”的美誉。然而，若非愤怒至极，他断不会如此激烈地发泄情绪。一时间，张国焘无言以对，心中只想着等到南昌后再进行讨论。

南昌起义的号角已经吹响，但通往南昌的路途却颇为坎坷。中央代表张国焘在九江被困了两日。在29日赶赴南昌之前，他接连发出两份密电至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强调“暴动应谨慎行事，无论如何，须待我抵达后再作决定。”尽管如此，南昌前线的起义准备工作并未暂停。

南昌起义领导人物。

7月30日拂晓，张国焘抵达南昌。他迅速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人召开会议。在会上，他依旧基于个人偏颇的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及会议精神。他宣称，共产国际的电令明显意图阻止此次暴动——这一解读显然源自张国焘的成见——进而着重提及加仑将军提议与张发奎一同返回广州的策略；同时，他声称此行旨在考察当地实况，期望大家向他汇报南昌的局势，并对是否发动起义进行再次商讨。显而易见，这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借口，反对起义的一个手段。

在张国焘发言后，与会者几乎全体表达异议。李立三立刻起身反驳，强调一切已准备就绪，无需再议。因对国民党政策不满而辞去农政部长职位的谭平山情绪激动，不仅对共产国际的电报表示不满，还怒斥多次干扰起义的张国焘为“混蛋”，令张国焘颜面尽失。

平日里，周恩来总是默默耕耘，致力于解决各种矛盾问题，但此刻，他却一反常态，拍案而起。他愤慨地说：“国际代表和中央交予我的使命是来领导这场运动，如今却又下达如此命令。这显然与中央派我来的初衷相悖。若我们此刻不采取行动，我将只能选择辞职。今日的特别委员会，我也将不再出席。”

周恩来此番言论，令张国焘陷入尴尬境地。他急忙辩解道：“何来辞职之举，这岂是孩童任性的行径？”周恩来同志仍应出席特别委员会。恽代英、彭湃等同仁亦纷纷表示赞同起义。面对此情此景，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说道：“那我就先去与其他同志商讨，了解具体情况后再作决定。”

张国焘与李立三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李立三向张国焘透露，一切均已准备就绪，时间紧迫，已无法对计划作出任何调整。暴动行动绝不可中止。首先，我们必须恪守与贺龙所签订的密约；其次，若调整计划，我们原先策划暴动的意图将难以继续保持神秘。

翌日清晨，7月31日，张国焘再次倡议召开第二次讨论会议。与此同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秘密召开会议，并封闭了九江的《国民新闻》。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人）采取行动的迹象愈发明显。起义已无退路，唯有立即行动。

“我来修改这个宣言。”

此刻，张发奎的立场已大致清晰，但张国焘依旧执着于维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通过电话与张发奎沟通，甚至派遣代表与他接触，力求避免他对起义产生抵触情绪。这种做法看似欲盖弥彰。你利用他人的军队发动起义，却希望他们认同甚至支持，岂非天方夜谭！对此，谭平山感到极度愤慨，他提议将张国焘拘捕，以免其干扰起义进程。周恩来则不同意此议，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使者，怎能随意拘押？从这些反应中，可见起义领导者对张国焘的厌恶已达到何等程度。

在此次会议上，起义的领导人已与张国焘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争论。面对众人的坚定反对，张国焘不得不无奈地表态，表示愿意顺应多数人的意愿，同意将起义时间定在当天夜晚（即次日凌晨）。

三、张国焘辩解及处分

“此举旨在减轻张发奎的反动情绪”，“我不过主张上演几出黄袍加身的戏码罢了。”

起义成功后，我军随即挺进广东。张国焘亦随军南下。抵达江西瑞金之际，他以中共中央代表之身份，主持了贺龙的入党典礼。然而，起义部队因分兵等因素，最终在汤坑地区遭遇挫败。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搭乘一艘小渔船，驶向香港。三天后，他们方抵达香港鲤鱼门。在香港短暂停留后，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亦传达到起义部队。因此，当船只驶向上海时，张国焘向上海的中央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南昌起义作出了一些评价。其中，几点特别反映出他的立场：

“主张发动起义的同志中，部分人似乎并未深刻理解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尽管将我党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以及政治工作者聚集一堂（包括我党的政客和平山等人），他们虽主张发动起义，但实际上心中多存有无路可走的悲观情绪，这恐怕可以称之为一种左倾的投机主义。”

“当时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及处理农民条例等相关事宜，均系匆忙之举。停留南昌期间仅四日，仅成功组建了革命委员会，并发布了几篇宣言，未能展现出显著的政治成果。”

“对革命的认知若不明朗，此类现象无疑预示着逃亡的失败。南昌起义虽有其正当性，但党在其中的作用却极为有限，军事和政治上都毫无预先准备。尽管谭平山经常提及中央一贯秉持的是妥协退让的策略，而南昌的八一革命被视为党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标志，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甚至可以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已证明，这不过是一次错误的投机行为。如此缺乏对争夺政权的准备，不能不说是我党长期以来积累的弊端。”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国焘对于南昌起义的发动，将其定性为“左派投机主义”，并认为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并未展现出明显的政治作为。据此，他得出结论，南昌起义“缺乏争夺政权的准备”，甚至将之视为“我党历来遗毒”的体现。在他看来，自然是他所倡导的不发动、不起义，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登于1927年《中央通讯》的第7期。在该期杂志中，还发表了张太雷对八一起义所作的总结。在“政策决定之经过”这一章节中，对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指责。

“中央随后派遣了张国焘前往南昌，其意图在于激励同志们更加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然而，张国焘却曲解了中央的旨意，声称共产国际并不赞同采取行动，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与此同时，谭平山却主张采取行动，成为了支持新政策的一员。张国焘的这一行为不仅损害了个人的信仰，更削弱了中央的权威，毕竟他是中央派出的代表。因此，张国焘此次的行为理应受到相应的处分。”

“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承认其中存在诸多错误，但认为对此事件采取‘玩’的态度，以及一概将其视为机会主义，均不妥当。”从这番言论来看，张国焘似乎并未深刻反省自身的过失。

在收到张国焘的长篇来函之后，中共中央以严肃的态度回复了一封措辞郑重的信件，并连同张国焘的信件一同，在1927年的《中央通讯》第13期中公开发表。

国际电报中曾有这样的表述：“若无取胜之机，则不宜发动南昌起义。”这实际上等同于表明：“除非毫无取胜机会，否则南昌起义理应发动。”中央常委对此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即便在汉口，也可见到胜利的曙光，因此派遣国焘同志前往前线，旨在坚定前线的起义发动。这一事实在汉口会议期间已有记录，当时出席或参与常委会议的同志（如维汉、太雷、秋白等）均有证言。国焘同志抵达前线后，却因自身对张发奎的妥协动摇态度，表现出对起义的怀疑态度，这一点也得到了前线同志（如恩来、立三等）的证实。事实就是如此，国焘同志信中的主要观点，正是通过上述事实得以回应。

落款署“中央常委”。

“张国焘受中常委会的委托，负责指导南昌暴动，然而抵达九江后，他却未能履行命令，甚至公然表示反对。在南昌暴动之后，他主张与张发奎建立联系，并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策纲领。由于他违反中央政策的这一行为，对全体同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革命委员会陷入动摇。因此，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均被撤销。”

尾声

审视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的表现，不难看出中央当时的处置是恰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理人，他受命“坚决发动前敌”。然而，张国焘却出于个人意愿，曲解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以及中央的决议。单就这一点而言，称他为“假传圣旨”并不为过。考虑到他当时的地位，“假传圣旨”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坚定地坚持立场，顶住了所谓的“中央精神”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起义，这才使得这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得以幸存。

今日，历史对张国焘已作出公正的评判。这一评判，实则凝聚了他一生的言行。我们并非意图暗示他此番对南昌起义的阻碍与日后的叛变投敌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然而，他的某些举动与思维模式，与他后期的行为总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谷、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的背景下发起的。它彰显了共产党人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激起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而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却扮演了逆流而上的角色。不论他事后如何辩解，试图扼杀起义并几乎使其夭折的事实是无法更改的。这份历史责任，他必须亲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