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之谋”

这位领导人主政不显山不露水，却深具历史意义。

公元前 193 年，大汉的相国萧何病得很严重，快不行了，17 岁的汉惠帝心里挺发愁的。

萧何那可是刘氏集团的大管家，打从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了。

早先的时候，刘邦在前方打仗，萧何就在关中给他提供粮草和兵员。正是因为有这个稳固的大后方不停地输出资源，刘邦才能不管是打了胜仗还是吃了败仗，都能承受得起。等到汉帝国成立后，萧何当大汉相国，一直当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大汉的这位管家快要不行了，那支撑着大汉帝国稳稳站立的柱石也得跟着变了。

汉惠帝瞅着躺在病床上的萧何，问道：“老相国呀，您觉得以后让谁来接您的班比较好呢？”

其实在高祖刘邦病重快不行的时候，皇后吕雉就琢磨这事儿了，她还问躺在病床上的刘邦：“陛下您要是走了，萧相国估摸也撑不了多久，那萧相国没了以后，谁能接他的班呢？”

快不行了的刘邦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曹参

萧何的想法跟刘邦不谋而合。萧老相国跟汉惠帝讲，要是曹参来接他的活儿，那他就算死了也没啥遗憾了。

刘邦跟萧何那可都是在血火战争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老手，看人和判断事儿那是相当厉害，如今这皇帝和丞相两人居然稀罕地想法一样，那肯定错不了。

就这样，曹参辅助齐王刘肥，当了九年齐地丞相之后，接到命令调到京师长安，风风光光地当上了大汉的第二任相国。

刘邦跟萧何都这么看重曹参，那曹参绝对不简单。

不过呢，曹参管理大汉国家事务一阵子后，汉惠帝挺失望地觉着，这老头儿整天好像没干啥正事儿，当上大汉相国后也没啥大作为。

没瞧着他去动手搞大汉发展规划，也没见着他有啥具体的实施行动，而且他还懒得管事。

懒政懒到啥程度呢？不管白天黑夜，成天在家里猛喝美酒。

朝廷官员们看不下去了，来往的宾客们也看不下去了，你是先帝与萧何一致遗命的大汉相国啊，整天隔在家里喝大酒这叫个什么事啊？

于是大家就纷纷找机会去劝告，不能这样颓废下去了啊，曹相国，您得想想大汉的未来、想想您的责任啊！

曹参呢，依然如故不说，还不停地用美酒去堵住劝谏进言者的嘴，总是让来劝谏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于是这些意见也就提不下去了。

这还不算，管理总要赏功罚过吧？可是这位曹相国呢，什么事都马马虎虎的，发现别人有细项的过错也浑不在意，还总是帮他们掩藏遮盖。

长此以往，汉惠帝终于受不了这个曹老头了，怀疑这老头是不是没把自己这个年轻皇帝放在眼里啊？

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朝中为官，汉惠帝于是就让曹窋回家私下以儿子身份问问，你爹整天喝酒，也不处理公务、不请示、不汇报，这般不为大汉天下忧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曹窋忠实地履行了任务，回家一面问、一面规劝老爹，结果换来的是一顿胖揍。曹参教训儿子说，天下大事是你这种小子能懂的吗？

汉惠帝知道这事后，气得不行，于是就在曹参上朝时为此质问他。

曹参脱帽谢罪，然后问道：“陛下您的英明神武跟高祖皇帝相比怎么样？”

汉惠帝表示：“我哪敢跟前先帝相比呢！”

曹参接着问道：“陛下，您说说，我跟萧何比，谁的才能更厉害些呢？”

汉惠帝表示：“您似乎比不上萧何呢。”

曹参接着讲：“陛下，您判断得太对啦！高帝和萧何一同把天下给平定了，定的那些法令都清楚得很呢。如今陛下您就只管轻松自在些，大臣们做事呢，就按规矩来，都照着高帝和萧相国定的法令办，不跑偏，这不就行了嘛！”

汉惠帝：“……确实啊，这么一来，您就能赶紧回家喝酒去，不耽误事了。”

曹参整天在家喝酒这事儿，其实只是表面现象。

其实，曹参早就为担任大汉相国做好了充分准备。

萧何刚去世没多久，在朝廷还没召他的时候，他就跟门人挺有先见之明地讲“我要当丞相”。曹参辅佐齐王刘肥九年，在这个地方实践的过程里，他不光慢慢确定了具体的治国办法，也有了清晰的治国理论。

曹参在治国上，是抓主要的，放次要的，抓总体的，放细节的。

简单来讲，就是把人选对，也用人用对。

《史记·曹相国世家》里讲，曹参当上大汉相国没多久，就着手仔细找寻跟他理政想法相符的人。那他挑的都是啥样的人呢？一是不太会说话的；二是沉稳的；三是老实厚道、品德好的。

简单来讲，曹参挑的人都是能把政策完完全全落实下去的，是能稳稳当当按照既定路线做事的人。

与此同时，他把吏员里那些能说会道、喜好虚名、专搞花架子表面功夫的人给辞退了。他觉得这类人跟他的执政理念合不来。

曹参心里明白，打仗的日子过去了，跟匈奴长期和亲也差不多把外边的麻烦事儿给摆平了，这时候的帝国不太需要太多有创造力的人。

经过好多年的反秦打仗、楚汉争斗以后，社会得要休养调整，人民想要的是安稳的生活。

让百姓休养生息，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黄老之学。

黄老学说这一理论，最初在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被成体系地提出来。这里的“黄”指的是黄帝，是借黄帝之名来立论的；“老”呢，就是老子，代表的是老子的道家学说。

在国家治理方面，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就是让朝廷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干涉，别去折腾老百姓，减轻徭役和赋税，简化政务并下放权力，让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终达到社会治理“看似无为却无所不为”的理想状态。

道家讲“治大国如烹小鲜”。煎小鱼的时候，不能老是来回翻腾，不然小鱼容易给弄烂了，这就是说政府别过多地去干扰社会自己的发展。拿现代社会的经济学来打比方，有点像“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这俩可不是一码事。

曹参采用“黄老理论”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而且他用这理论来治理社会，在地方上也有着足够的实践经验积累呢。

《史记·曹相国世家》讲，曹参给齐王刘肥当帮手、做齐地丞相的时候，一直在想咋把齐地管好。齐王刘肥的封地那可是个特别大的地方官府，有七十多座城邑呢。打从春秋时候管仲让齐国强大起来后，齐地在各诸侯国里一直还算比较富的。可就算这样，经过秦末战争、楚汉战争长时间的折腾，齐地也变得破破烂烂的。

曹参把齐地的名士、地方精英代表召集起来，商量咋治理齐地。可几百人的大会开完，这人说这人的理，那人说那人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曹参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好了。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个叫盖公的人，对黄老学说研究得挺透彻，就拿厚礼把人家请来。盖公给曹参讲了不少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治理国家的道理，曹参觉得很对。

此后曹参依据黄老之法管理齐地，过了九年，齐地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了，百姓生活安稳，人人都夸赞曹参英明。

这就是说，曹参到了执掌大汉帝国治理重任时，他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其实，喝酒和喝酒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整天喝酒，是躺平买醉，麻醉自己；有人不慌不忙饮美酒，人家那叫胸有成竹。

所谓“政声人去后”，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名，只有在经历过长长的岁月洗礼之后才会露出真实的评价。曹参担任大汉相国三年病逝后，大汉人民纷纷发自内心为他咏唱赞歌。

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其实也是从萧何、曹参打下的基础上孕育的。

而我们后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叫做“萧规曹随”的成语。

四、

萧规，是萧何富有远见的筹划与设计。

曹随，是曹参有足够悟性者的历史自觉。

每个时代都肩负着各自的使命，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相应的任务。

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没有哪个历史人物能抛开自己所处的时代去行事。所以在不一样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位执政者的历史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执政者的职责在于扶住快要倾倒的大厦，尽力扭转危局。

有的时候，责任在于大破大立，要从无到有地建立，从啥都没有的状况下开始构建。

有的时候，责任在于筑牢基础，巩固国之根本；

有的时候，责任在于落实路线、推动原本定好的计划；

有的时候，责任在于清除腐败、治疗伤痛，把前行途中的诸多障碍统统破除掉

有的时代，得要有大创造、大创新、大举动。

要是有人想超越当下时代，脱离所处的历史阶段去干事，那结果往往都不咋样：要么是因为好高骛远闹得浮夸风盛行，要么是因为太超前弄得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幻，要么是因为不符合时代大趋势白忙活一场没成效。

咱从咱国家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头两代君主常常得忙着打内战或者外战。就像汉朝的刘邦，他后半辈子差不多都在打仗，最后因为去征讨叛乱还中了流箭，生病去世了；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反隋起义开始，到跟各路豪杰争天下，再到去打突厥，一辈子都在战场上；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好几次去打燕云十六州，都没成功；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北伐蒙古十三次、明太宗朱棣征讨蒙古五次；清朝的多尔衮打进中原，康熙削掉三藩、去征讨边疆的叛乱，这些都是这样。

到了第二、三、四代那阵子，它们的历史使命通常是让百姓调养休息、恢复元气。好比说，汉代吕后、文帝、景帝的时候，都推崇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大唐王朝刚开头那会儿，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当政的时期，也主要是以休养生息为重点。

到了第四、五代的时候，王朝经过长时间的调养休息，通常来讲，国力恢复得较好，国家富裕民众殷实，家底厚实了，这时朝廷的掌权者常常想要大干一番，像汉武帝那个时候一样。

不过这时候，往往也是极为危险的时期。

因为“有为”说的就是做事，而做事呢，就会有成功的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易经》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时期，称作“或跃在渊”。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积累后，开始行动并大展身手，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要么猛地向上跳起，一下子飞上天；要么掉落到深渊里，从此萎靡不振。

在这当中，对分寸的把握特别重要。

咱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朝，它们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是重振朝廷纲纪、搞变法、整治官吏作风、铲除地方割据的势力（像诸侯或者藩镇）、打压地方豪强的土地吞并行为、大力搞工程建设、对外发动战争之类的。

干这些事的后果，不是“或跃”，就是“在渊”。

或许能造就全新的态势，就像张居正搞的变法那样。

还可能导致乱得一塌糊涂，让王朝提前迈向崩溃，就像王安石变法那样。

在这当中，搞大型工程建设或者对外发动战争，特别危险——原因是这两样事儿都得调用好多钱财、物资、人力之类的资源。

汉武帝不光搞工程建设，还对外发动战争。工程方面呢，修建宫阙、园林、行宫啥的算是次要的，主要是对外打仗，跟匈奴打，一打就是 44 年，还搞了 13 次有规模的战争。

隋炀帝这人挺聪明，也挺有作为。他又是打仗，又是搞工程。打仗方面呢，向西征讨吐谷浑，向北攻打突厥，向东征伐琉球，还三次往东攻打高句丽，征兵都超过百万了。

修工程那可太牛了：建造东都洛阳，花了十个月，每个月得用200万民力；开凿大运河，民力和士兵加起来调用了300万；修筑长城，征用了120万民力；打造高大龙船、楼船以及各种杂船好几万艘；在各地大搞建设的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啥的，那就更多了去了。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隋炀帝之后，隋亡；汉武帝后，汉帝国从此衰落下去，直至西汉亡。

亡国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从根本上说，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王朝本身都并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财富，王朝的运行主要靠收赋税。

中国古代中央帝国征收上来的税赋，主要是用来给官员与军队发放工资，而一个“有为”的王朝则又需要将这些税赋额外再用于修建大型工程、对外战争。

由于古代生产技术所限，没有现代工业商业经济产生的增量财税，无法突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局限，所以税赋的总量基本上都是额定的，税赋来源范围大体上就是国土之内开垦出来的耕地出产。朝廷长期简朴、少用、省用，国库就会有积余，长期大量支出就会不足。

王朝国用不足怎么办？除了继续压榨民力，没有第二条路。

这就是汉武帝的困境。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的征伐战争，这巨额的支出不光把前几任帝王积攒的丰厚国库给直接掏空了，而且战争不停消耗，使得帝国不得不持续透支国力。于是，汉武帝想了好多法子去狠命搜刮百姓，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多得很，数额还特别大，期限也特别严格，一点儿都不能迟缓，连三岁小孩都得交口赋，把中原百姓逼得孩子一生下来就杀掉。

随着战争愈发深入且规模扩大，汉武帝国财政吃紧，为支撑战争，竟推出“算络”“告络”这类疯狂举措，规定只要举报藏匿财产的人，就能分得其家一半财产，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使劲压榨，致使大部分中等及以上家庭破产，普通百姓更是在饥饿和死亡边缘艰难挣扎。

好多平民没了工作，破了产，使得流民到处都是，盗贼满山都是，“关东有流民二百万口，没登记的有四十万”，“关东的十来个郡国闹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情况”，中原地区的百姓“死的人在下面怨恨，活着的人在上面发愁，怨气触动天地阴阳，接着就有了饥荒，流离失所死去的人有十万之多”……

曾经在“文景之治”时富足安稳的社会，不过短短三四十年的工夫，就变得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破败不堪。

眼瞅着经济危机快让西汉帝国垮掉了，汉武帝接着弄出了好些经济办法，像“输物赎死罪、纳钱为郎官”这些。捐了钱当上官的人，又想方设法去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这就让社会变得更腐败，治安也更糟糕了，整个社会都乱得没法收拾了。

另一方面，平民们家破人亡，无奈变成大量流民，可却被西汉朝廷说成是“群盗”，受到了残忍的武力打压。

最终，到武帝末年的时候，“国内空虚损耗，户口减少一半”，到处都是荒废的坟墓和残破的墙壁，呈现出一片人间悲惨景象。

这会儿想想，汉朝初期那可是国富民强啊，“汉兴七十多年的时候……百姓人人富足，各地粮仓都满了，官府仓库还有多余的财物；京城的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太仓的粮食一堆堆的，新粮压着旧粮”，现在想来，这一切好像一场梦似的。

汉帝国好几代人都在“韬光养晦”，大力搞经济，悄悄引进和养了好多军马，有上百万匹呢，还训练骑兵的弓刀本事，造出了斩劈马刀、矛、弓弩、盾这些先进的武器，结果汉军兵强器好，“匈奴的弓都挡不住”，弄出了能快速突袭的轻骑兵、能正面冲击的重骑兵这两种跟马有关的兵种，“匈奴的兵也打不过”。同时，军民在边境屯田，做了大量打仗的准备，攒下了很强的实力——可就算是这么强大的大汉帝国，也受不了一场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那这么讲，是不是一个王朝啥都不干就好，一有点作为就会出问题呢？

事情没那么简单呢。

无为和有为，这得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实际状况来相对地看。

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问题困扰着社会，王朝官僚腐败严重、纲纪松散还冤案不断，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造成危害，游牧民族和中原之间存在生存竞争与扩张的实际情况……像这样的种种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是只靠“无为”就能处理好的了。

特别是那些长久积攒下来的社会矛盾，大多不是人民个人、社会团体自己能解决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还一直像黄老学说主张的那样让其随意发展，那最后肯定会把王朝社会自己给搞垮。

比如说，跟汉武帝大规模攻打匈奴形成对比的一个历史例子是，北宋王朝除了在初期想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没怎么对外发动过战争，可最后却被北方的游牧民族用铁骑给灭了。

所以，关键不在于“有为”或者“无为”，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怎样把握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度”怎样把控恰当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怎样从新的角度去理解“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像掌勺的人得把握好火候，过了不行，不够也不行，恰到好处才对。

而这，考验的正是主政者的远见、智慧与治理能力。

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无为”或“有为”，结果却是可能天差地别的——

有的人，因为办了大事而功在社稷，青史留名；有的人，却因为干了大事而祸国殃民，成为反面典型。

有的人，因为荒疏政事而国破家亡；有的人，因为不显山不露水、隐忍、坚持而波澜不惊，但却让历史记住了他那看似平凡、实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作者：王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