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彻底废除丞相制度，既有其个人统治风格的强烈烙印，也是皇权与相权长期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

而在此前的千余年间，多数皇帝之所以维持这一制度，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统治需要。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与宰相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制衡性共存。皇帝作为国家象征和最高决策者，需要宰相领导的外朝官僚系统处理日常政务。例如汉代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这种分工能提高统治效率。

成熟的宰相制度（如唐代的三省制）本身包含分权设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形成内部制约，避免权臣一人独大。能力强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能有效驾驭相权，甚至主动削弱丞相实权；而幼主或庸主在位时，宰相系统又能维持朝廷基本运转，起到稳定作用。

朱元璋能完成这一“创举”，与其个人经历和明初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作为底层崛起的皇帝，朱元璋对官僚系统充满警惕，其废相的核心动机是担心“皇权被架空”。胡惟庸案中“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的行为，直接触动了朱元璋对权力失控的恐惧。

胡惟庸的专权（如“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结党（“四方躁进之徒争走其门”）、甚至意图谋逆，让朱元璋将丞相制度与政治腐败直接关联，最终采取根治措施。

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如剥皮实草）和特务统治（锦衣卫）已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皇权，具备了直接掌控六部的行政能力。

丞相制度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朱元璋一时冲动：自秦汉以来，相权总体呈衰落趋势。汉武帝用内朝架空丞相，隋唐三省分权，宋代设枢密院、三司分割军权财权，都是皇权逐步压缩相权的体现。

朱元璋废相前，元代的中书省丞相权力已受较大制约。明初虽设丞相，但朱元璋陆续出台政策限制其权，如洪武十一年规定奏事“不许关白中书省”。

胡惟庸案提供了废除丞相的导火索，但朱元璋对“皇权绝对化”的追求才是根本原因。他最终通过《皇明祖训》明确规定后世不得复设丞相，从制度上终结了这一职位。

这一变革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效率，避免了权臣专政的风险，为明代前期（如永乐、仁宣之治）的稳定提供了制度基础。

皇帝工作量剧增（朱元璋自己也曾感叹“百僚未起朕先起”），后来不得不设立内阁作为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却逐渐获得批红权，演化出新的“隐性相权”（如张居正），说明完全取消行政中枢并不现实。

此前多数皇帝保留丞相，是在统治效率与权力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