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制度怎么看都不明智，为啥唐朝还要设立节度使？

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古代的各个封建王朝，全都有着浓厚的重武风气。

也就是说，皇帝靠着手里的兵权来稳固自己的政权。

要是皇帝没了手里的兵权，那就像掉进粪坑里扑腾——离完蛋没多远了。

因此，各个朝代建立制度时，核心都是想方设法让皇帝牢牢掌控军事大权，唐朝自然也是这么做的。

唐朝刚建立时，延续了北周到隋朝实行的府兵制度，还在全国设立了六百多个统军府，之后这些统军府改名叫折冲府。

折冲府按等级分上、中、下三类，上等府有1200名士兵，中等府1000名，下等府则有800名。

为强化中央的统治力度，折冲府的分布遵循着“以中心统领四方”的原则。

大概三分之一的折冲府建在关中地区，那里驻扎着二十六万府兵。接下来是河东和河南地区。而河北和江南地区设置的折冲府则非常少。

从这里能看出，虽然都是“兵农结合”的制度，但汉代和唐代还是有差别的。

汉朝时期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制度，一旦打仗就直接从农民中征召兵力，也不挑三拣四，什么样的人都可能被征去。

唐朝实行的是“全民皆兵亦皆农”的制度，先筛选一番，把那些不适合的瘦弱之人剔除掉，接着就让士兵在务农中融入军事元素。

所以，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有资格成为府兵的。

官府会按经济状况把百姓的户口分成九个等级，然后在中间和上等这六个等级里，挑出年满21岁的青壮年，单独给他们建军籍。最下面那三个等级的人，没资格去当兵。

府兵平日里忙着种地，闲下来时就练练武艺，有战事就上阵打仗。

出征的时候，府兵自己不用交租庸调这些税了。不过，衣服、兵器、吃的得自己准备。

出征其实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士兵们轮流去长安担任警卫，由朝廷的十六卫来统一管理。

十六卫包括：左卫和右卫、左骁卫和右骁卫、左武卫和右武卫、左威卫和右威卫、左领军卫和右领军卫、左金吾卫和右金吾卫、左监门卫和右监门卫，还有左千牛卫和右千牛卫。

左右监门卫专门看守长安皇宫的大门，左右千牛卫则负责跟随皇帝并担任仪仗任务。

剩下的那十二支卫队，不仅要守护京城，还得出去打仗。

打仗的时候，朝廷会选出行军总管或者更大的行军大总管，让他们拿着兵部给的鱼符，等地方上的州刺史和折冲府的头头检查确认后，就带着府兵去打仗。

等仗打完了，士兵各自回军府，将领回朝廷任职。

这么做，朝廷不用花钱养军队，财政压力小多了，农业也能稳稳发展，还能防止将领手握重兵搞事情，真是好处多多。

府兵制明明有那么多优点，怎么后来就没法继续搞了呢？

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

最开始是因为军事上的情况有了变动，使得服兵役的压力变得太大了。

初唐时期，将士们出征往往用不了太久，远的地方也用不了一年，就能打胜仗回来。那时候，府兵的兵役压力还不算大。

但府兵的轮换执勤安排是这样的：距离驻地百里外的，分五批轮换，五百里外的，分七批轮换，一千里外的，分八批轮换，每批执勤一个月；两千里外的，分九批轮换，每批执勤两个月。

这表明，全国大约60万的府兵里，每次轮换能派出的最多也就12万人。而且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得去京城守卫，真正能派到边疆打仗的兵力少得可怜。

为应对此难题，朝廷只得让府兵多服几年兵役。

有些府兵离家时，满心以为熬过两年就能返乡团聚，哪料这一去竟是永别，最终客死他乡。

就像杜甫在《兵车行》里写的那样：“有的人十五岁就北上防河，一晃就到了四十岁还得去西边种田守边。走的时候，里正还帮他扎好头巾，回来时却已满头白发，还得再去戍边。”

府兵离开家乡，家里的田地就荒废了。他们的家人还不能免除徭役。碰上天灾或者人祸，就只能卖掉田地来维持生活。

不少府兵在外征战十多年，待到返乡时，却发现父母已离世，田地被变卖，妻子改嫁他人，连房子也荡然无存。

生活环境越来越差，家里条件又不好的府兵只能选择逃跑。

第二点，府兵的福利变差了，他们不再享有比普通老百姓更高的政治地位了。

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作为根基的。

唐朝有规定，年龄达到十八岁及以上的中男、丁男，国家会分给他们八十亩口分田和二十亩永业田。

永业田能一直传给子孙后代，还准许进行交易。

口分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壮年男子、次壮年男子去世后，政府会把这些口分田收回去，再分给其他人用，子孙后代没法继承。

在均田制时期，如果不是皇族宗亲，想多拿点地，要么得靠家里有本事，给谋个官职当当。

要么埋头读书，考个科举，得了功名就去当官。

只要担任了职事官或者散官的职位，就能分到更多的田地。

像正一品官员能分到六十顷的永业田，而品级依次降低，到九品官员就只能分到二顷了。

没爹能依靠，自己也不是读书那块料，那剩下的路，就只剩上战场杀敌挣功名了。

在乐府的民歌《木兰辞》里，有句这样的词：“记下大功十二等，赏的财物数不清。”

简单来讲，花木兰建了大功，足足有十二转的功勋，得到了不少奖赏。

这儿说的十二转，差不多就等于现在评的特别突出的功劳奖。

“勋”是朝廷给立下战功的将士颁发的荣誉头衔，有等级之分但没具体职务。

唐朝的勋官制度设有十二个等级，按职位高低来排，分别是：上柱国、柱国，接着是上护军、护军，然后是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再往下是上骑都尉、骑都尉，最后是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和武骑尉。

虽然勋官不属于有具体职务的官员，也没有薪水可拿，但可以分到永久的田地。

像上柱国这样的官职能分到三十顷地，柱国则能分到二十五顷。就连级别最低的武骑尉，也能分到六十亩地。

而且，勋官还有资格去申请做职事官。

当然，申请这个事儿挺折腾人的。

以担任上柱国为例，得先完成四年任务来获取散官身份，接着参与职事官的选拔测试，等吏部考核通过后，方可被授予正六品的官职。

没通过考核的人，得继续回去服兵役，等上四年再重新申请，直到当上官为止。

唐太宗贞观时期，给的奖赏很丰厚，打胜仗后还能分到战利品。府兵们干劲十足，所以府兵制那时候发展得特别兴旺。

然而，土地被大量兼并，人口又不断增多，国家能分配的土地就不够用了。再加上不断开疆拓土，因立功而受赏的人急剧增加，导致勋官数量过多。

自唐高宗在位时起，朝廷慢慢拿不出奖励给臣子了。

在《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的户籍残卷》里记载着，有个叫程大忠的府兵，他的勋官级别是上柱国，按规定能分到三十一顷田地，但实际上他只分到了八十二亩田。

朝廷没地可封了，官位也是求的人多，能给的位子少。

初唐那会儿，有不少府兵是来自中小地主家庭的。

这些富家公子去参军，并非冲着那几十亩祖传田地，而是想借此获得做官的资格。

在那个科举制度还有不少漏洞的时代，穷人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去当兵算是最好的出路了。

如今勋官没法担任实际官职，仅成了个空有头衔的荣誉。

最气人的是，到最后连那点可怜的荣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之前提到过，府兵去打仗主要分两种任务，一种是到皇宫当卫兵，另一种是外出打仗防守。这两种任务可都是挺风光的差事。

要是你曾是府兵一员，跟着李靖大将军在雪夜里把东突厥给灭了，甭管立没立功，回老家都能跟人吹吹牛。

要是你曾是府兵，为皇上守过门，那回乡后肯定倍儿有面子。

不过自唐高宗晚年那会儿起，十二卫将军的职位，要么被没啥本事的外戚占了，要么就由投靠唐朝的番邦将领来统领。

十二卫将军手下的辅佐官员，大多成了权贵家子弟晋升的跳板。

这些将领官员，个个眼高于顶，瞧不起人，在他们眼里，府兵就跟奴仆没两样。

一个奴才还想给皇上守门？不如去工地拌水泥算了！

荣耀不再，府兵享有的政治优待全都没了，最后只能被人肆意欺辱。

根据《邺侯家传》的说法，那时候在京城长安，人们竟然用府兵这个词来骂人。

想象一下，你豁出命去拼杀，好不容易挣来个官位。结果却只能在长安的一处工地搬砖和泥，还得遭路人白眼，你还想当这府兵不？

那当然是不乐意的。

要是不愿意又能怎样？没钱的只能逃走避难，有钱的则花钱雇人代劳。

就这样，招募士兵的制度开始在历史上出现了。

刚开始招募士兵时，都是临时来凑数的，人数也不多。

有些特别偏远寒冷的地方，府兵轮换驻守的时间特别长，大家都不想去，于是有的府兵就自己花钱请人代去，或者由朝廷出面招募专职士兵来顶替，算是给府兵队伍加点人。

随后武周时代来临，战事频发且屡遭挫败。

就像素罗汗山那场大战，周朝的军队差不多全被打没了，只有王孝杰带着一小股人马从战场上逃了出来。凉州也被吐蕃的军队给占了，都督许钦明还被抓走了。

黄獐谷那场仗，好几万周朝军队中了契丹人的埋伏，结果全军都被消灭了。

府兵补充速度跟不上，老是这么白白牺牲，时间久了队伍肯定接续不上，维持不下去了。

开元刚开始那几年，唐朝的地盘稍微变小了一些，差不多就是古代人们种地定居能到的最远地方了，也就是传统的汉族地区加上西域的南边那块地。

所以，在姚崇给唐玄宗呈上的十条建议里，第二条写的是“不追求边境战功”。

姚崇劝唐玄宗别太折腾，让士兵和百姓都歇歇，减轻点他们的负担。唐玄宗全都应下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开元盛世。

到了开元年间后期，唐玄宗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活不了多久了，心想我这一辈子都本本分分的，难道就不能放纵一回吗？

结果这波冲击一来，战线又给拉宽了，原本就快撑不住的府兵制度，这下彻底崩溃了。

负责管理府兵的折冲府现在没兵可派了，可边境总得有人驻守啊。于是，招募士兵的规模就一天比一天大了。

为防止将领手握重兵形成势力，最初招募士兵的权力由朝廷掌控。

所以早先时候招募的士兵和府兵差不多，大多是中原地区的人，而且都有规定的服役时间，一般是五年。时间一到就能回家歇歇。

然而，随着边境战事日益激烈，“士兵与将领互不相识”的问题愈发突出。于是，朝廷决定把招募士兵的权力交给边镇的行军总管和大总管，让他们在当地就近招募专职士兵。

这样一来，招募来的士兵就不再轮换调防，被称作“长期服役的精兵”。

“长征”这个词，说白了就是长时间在边疆驻守的意思。

军队的招募方式和边境防御策略一变，带兵的大将就得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于是节度使这个职位就出现了。

“节度”这个词，说的就是掌控和调配的意思。

隋朝以及唐朝初期，一到打仗的当口，朝廷就会委派行军总管或者行军大总管，给他们授予旌节，让他们临时负责各个大战区的军务，人们通常把这种情况叫做“在某某区域设节度使”。

后来说着说着顺口了，就演变成了“节度大使”或者简称为“节度使”的称呼。

但这时候，节度使并非固定设置的官位，只是带着皇帝授予使节的将领罢了。

景云二年（也就是公元711年）的时候，唐睿宗李旦让贺拔延嗣去当凉州都督，还兼任河西节度使，从这时候起，节度使就成了正式的官职了。

因为这一职位是从行军总管制度慢慢演变来的，所以某某节度使里的“某某”，其实不是指管辖某个地方，而是指统领某支军队。

就像睿宗让贺拔延嗣当河西节度使，可他管的并非河西那块地盘，而是驻扎在河西的那支野战部队。

也就是说，节度使一开始仅仅是管军事的职位，只管军队方面的事儿。

度支使来管钱粮的分配和调度，营田使则负责屯田的各种事务。

州刺史的活儿包括保地方平安、收税，还有解决老百姓之间的纠纷啥的。

检查州县刑狱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后来都交给了采访处置使（这个机构后来改名为观察处置使）。

节度使和这些官员属于平级同事，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后来，朝廷从地方收税来给边军提供补给，可这中间损耗太多，于是组织士兵种地和收税的权力就慢慢交到了节度使手里。

后来啊，为了能打赢仗，也为了减少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玄宗就把调配钱粮、弹劾以及监察州县官员的这些权力都放了下去，让节度使同时担任采访使和度支使的职务。

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成了州县里那些官员的头儿，骑上马能指挥军队，下了马能管理百姓，钱财、人力、事务，啥都管。

唐玄宗在开元、天宝那会儿，按着不同的防御地界，在边境一带陆续设了范阳、朔方等八个节度使，还有岭南经略使。把各地的军府、守捉（规模比军小点）这些军事单位都归进去，最后定下了十个固定的节度军镇。

分别是：

范阳的军事长官节度使，驻地设在范阳（现今的北京），他统领着经略军、静塞军等九支部队，手下兵力达九万一千四百人，主要任务是震慑奚族和契丹族。

平卢节度使的驻地设在营州（现在叫辽宁朝阳），他手下管着平卢军、卢龙军，还有榆关的守捉部队，以及安东都护府，共有三万七千五百名士兵，主要任务是守卫和安抚室韦、靺鞨这些地方。

河东地区的军事统帅驻守在太原（就是现在山西太原那个地方），他手下管着天兵、大同等四个军，还有忻州、代州等三个州的兵力，以及云中地区的守备部队，总共统率五万五千名士兵，主要任务是抵御突厥的侵扰。

朔方节度使的驻地设在灵州（现今的宁夏灵武），他统领着经略军、丰安军等三支军队，以及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麾下共有六万四千七百名士兵，主要职责是抵御突厥的侵扰。

河西节度使的驻地设在凉州，也就是现在甘肃的武威，他手下有赤水军、大斗军等八个军，还有张掖、交城、白亭三个守捉部队，总共管着七万三千名士兵，主要任务是防范吐蕃和突厥的侵扰。

陇右的节度使驻地在鄯州（就是现在青海的乐都），他手下管着临洮军、河源等十个军，还有绥和、合川、平夷三个守捉部队，总共有七万五千名士兵，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

安西的节度使驻地在龟兹城（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他管着龟兹、焉耆等四个军镇，手下有两万四千名士兵，主要负责西域南部地区的管理。

北庭节度使的驻地设在庭州（现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边的破城子），他手下统领着瀚海军、天山军等三支军队，共有两万名士兵。他的职责是管辖西域的北部地区。

剑南节度使的驻地在益州（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他统领着天宝军、平戎等五个军，还管辖着翼州、茂州等十个州郡的兵力，以及澄川守捉的部队，总共有三万零九百名士兵。他的职责是向西抵御吐蕃，向南安抚境内的各少数民族。

岭南五府经略使的驻地设在广州（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州），他统领着经略军和清海军，直接管辖广管地区的各个州，还同时管理桂州、容州等四个州郡的军事，手下有15400名士兵，负责维护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安定。

十个主要军镇加起来有差不多四十九万士兵，八万多匹战马，可中央的军队才九万多人，而且大多是游手好闲之徒，几乎没什么作战能力。

这样一来，原本的“国内强国外弱”格局就转为了“国内弱国外强”。要是节度使起兵叛乱，那麻烦可就大了。

因此，唐玄宗在逐步给节度使增添权力的过程中，也琢磨出了一些用来制衡他们的办法。

最初是让皇子在远处挂个节度使的名头，称作“节度大使”，其地位比真正的节度使还要高。

之后，连宰相也搞起了远程掌控节度使的差事。就像李林甫最风光那会儿，一个人就兼管着陇右和河西两个地方的节度使。

其次是既能带兵打仗，又能入朝为官。

唐玄宗偶尔会把节度使召回京城，让他们当上宰相，这样一来节度使有了晋升机会，自然就不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了。

但李林甫这人特奸诈，他担心节度使当上宰相后会威胁到自己，于是就断了这条晋升的路子。

这样一来，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这些人，就只能在一个地方独当一面，很难有机会回朝廷当上宰相。

第三点在于彼此制约。

安西和北庭离长安挺远的，对朝廷没啥威胁。就算它们真反了也不必担心，河西、陇右还有朔方的节度使会来保护朝廷。

与此同时，河西、陇右和朔方这三个地方的军队，跟河东、范阳和平卢的军队还能相互牵制。

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同时担任着河东、范阳和平卢三个地方的军事长官，但哥舒翰也掌控着陇右和河西两大军区的兵权。他们俩实力不相上下，只要不同时造反，唐玄宗的皇位就坐得稳稳当当。

其实，唐玄宗还曾安排一个人同时掌管四个军镇，这个人就是被赞为“一人佩着四个军镇的将印，手握精锐部队，镇守战略要地，掌控万里疆土，这种情况在近代从未有过”的王忠嗣。

王忠嗣本来叫王训，他爹王海宾为国战死了，唐玄宗就把九岁的王训接到宫里养着，还给他改了名，叫“忠嗣”。

天宝那会儿，王忠嗣一个人就同时做了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个地方的军事长官。他手下也是能人辈出，像后来很有名的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大将，都是他亲自选拔并栽培出来的。

要是王忠嗣还活着，安禄山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起兵造反。

王忠嗣因反对唐玄宗出兵夺取石堡城，又惹恼了李林甫被其陷害，结果在四十五岁那年突然离世。

王忠嗣离世后，安禄山接管了河东，自此成了大唐实力最强的节度使。

自然，河东军压根没把安禄山的命令当回事。

关外那平卢军压根没把他放眼里。安禄山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就范阳那一个军镇。

在十大军事重镇里，河西和陇右两地经常与吐蕃、突厥打仗，兵力也是全国最强的，因此玄宗还是觉得他能够掌控安禄山。

就算这胖家伙真反了也没啥大不了的，我自有九个法子收拾他！

可玄宗却不断出错，而且河西、陇右的军队在前线打得一塌糊涂，在灵宝吃了个大败仗，局势就此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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