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一位新四军团长大胆单独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被日军追踪。面对紧迫的追捕，他向一位田间劳作的老农寻求庇护。出乎意料的是，老农竟将团长踢入了一片水田中。这一非同寻常的行为竟然巧妙地误导了日军。那么，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张体学

新四军团长张体学，本名张体照，于1915年诞生于河南新县一户生计维艰的贫民家庭。他的父亲以炸油条、烙烧饼及零工为生。在张体学尚幼时，其姐弟相继离世，家庭的重担随之日益沉重。十岁那年，张体学便开始协助父亲炸制油条与烧饼。

在他十三岁那年，张父深信儿子若能读书，未来必能成就一番事业，便毅然决然地咬牙将他送入私塾。在那里，张体学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正是这短短两年，让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先进的思想，并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

1931年，张体学肩负起儿童团分队长的重任，带领三十余位队员在方圆数十里的村落间展开活动。翌年，在一场激战中，张体学巧妙指挥儿童团协助红军并肩作战，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战斗落幕之际，上级领导破格推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半年的锻炼与考验，他光荣地转正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3年8月，张体学毅然投身红军，被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担任战士。在红军的战斗岁月里，他机智勇敢、坚韧不拔，屡次在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

10月11日，张体学所在的部队正式合并成为红二十八军，随即他被调往军部，担任首长身边的交通员与警卫员。在一场转移途中，军长徐海东将一袋银元交予张体学背负，并严令他务必妥善保管好部队的财务。

在转移过程中，军部机关不幸被敌军围困。徐海东率领十几名警卫战士，奋力为军部开辟了一条生路。直至夜幕低垂，他们方才成功突围。翌日清晨，清点人员时，却发现张体学已不知所踪。他立刻派遣人员沿原路返回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直至四日之后，张体学身负一袋银元，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部队，将银元毫厘未损地交还给军部。原来，在当晚突围时，混乱中他与大部队失散，只能循着方向寻找部队，随身携带的粮食亦已吃完。正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他方才得以重归队伍。

在1935年的直罗镇战役中，敌军109师师长牛元峰率领残部退守一寨，负隅顽抗。夕阳西下之际，牛元峰不愿坐以待毙，遂率领部下冲出寨栅，试图突破重围。张体学闻讯，立即向徐海东请命，誓要生擒牛元峰。获准后，他率一排战士紧追不舍，最终全歼敌军。面对负隅顽抗的牛元峰，张体学果断将其击毙。此一追击战令张体学名噪一时，亦使徐海东对他刮目相看，并特地安排他赴延安红军大学深造。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红二十八军经改编，蜕变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奋勇东征。在此期间，张体学肩负留守处警卫排政治指导员的重任，他积极投身于群众中，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应运而生，初始成员仅有二十余人。张体学担任队长，刘西尧则担纲政委之职。他们积极宣扬抗日救国的理念，广泛动员当地民众参与。短短两个月内，队伍便迅速壮大至五百余人。随后，该部被改编为独立游击第五大队。

1939年伊始，日军调集数千兵力对黄冈大崎山区进行扫荡。张体学凭借对群众力量的充分信赖，提前洞悉了敌人的动向，并精心策划部署。他率领第五大队成功伏击了多支日军围剿小队，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1939年6月，部队规模已壮大至1300余人，装备了20余挺轻重机枪，并配备了数门迫击炮。

同年岁末，鄂豫边区党委应运而生，与之同步，鄂豫挺进纵队亦宣告成立。第五、第六大队经过整编，合并为第一团，尔后更名为独立团。罗厚福同志被任命为团长，张体学同志则担任副团长之职。

半个月后，日军再度调集重兵对我根据地实施了围剿。为了掌握敌情动态，张体学手持望远镜，独自外出进行侦察。彼时，他身边仅有一名警卫员相伴。

他身着一件深色外衣，悄无声息地接近日军营地周边。他示意警卫员在隐蔽处待命，随时提供支援。他手持望远镜，进一步靠近，仔细观察敌情，详尽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然而，他未曾料到，阳光照射在望远镜镜片上反射出的光芒，竟被日军巡逻士兵察觉，随即派遣部队展开追击。

张体学迅速以匍匐姿势朝后退却，与此同时，藏匿于侧的警卫员也迅速开火，以此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日军随之分为两股势力，一股紧追不舍，另一股则朝警卫员的所在方向迅猛冲去。

张体学挣扎着退至农田边缘，随即起身疾驰。绕过一个拐角，他瞥见农田中一位老农正辛勤劳作，急忙喊道：“老伯，我是新四军的战士，日本人正在追赶我，请您务必帮我一把。”

农民闻言，一脚将张体学踢入邻近的水稻田，随即怒骂不止。这一突变让张体学措手不及，正欲辩解，老农的辱骂声却引来了正在追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注意。敌人赶到现场后，一名伪军上前询问：“老者，方才有没有看见有人逃过来？”

那位老农脸上洋溢着笑容，回应道：“老板，我正在教导我这孩子呢，他整天懒洋洋地干着活，竟没察觉到有人前来。”

那些日军与伪军目睹张体学浑身泥泞地躺在水田之中，竟未料到他便是他们寻觅的目标。正当他们仔细端详之际，一位老农突然开口：“老总，我方才未曾留意，或许他已悄悄逃往了那边的村庄。”

那名伪军闻言，顿时觉得颇有道理，遂立刻将情况上报日军。众人随即转身，朝着村子的方向疾驰而去。待敌人身影消失于视野，老农方才将张体学从水田中扶起。张体学深知老农此举是为了救他，于是紧紧握住老农的手，连声道谢。然而，老农担心日军可能回头，便催促张体学迅速离开。张体学这才成功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找到了先前已甩脱敌人追捕的警卫员，最终返回了部队的驻地。

张体学凭借此次侦察所得的情报，巧妙地在后续战斗中调度部队，成功击溃了敌军的后勤补给线。他指挥日军绕行迂回，令敌军疲于奔命，最终挫败了此次围剿的企图。

在击溃日伪军的“三月围剿”之后，遵照鄂豫挺进纵队的命令，独立团被改编为第九团。张体学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委员。短短一个多月后，他率领部队成功收复了浠蕲边区，不仅巩固了鄂东根据地的防线，还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他的领导下，部队规模扩充至八个营，并发展了数十支游击队，实现了极其重大的战略胜利。

1941年二月，新四军得以重建，张体学肩负起第十四旅政治委员的重任。为支持皖东同袍部队对抗顽军作战，张体学率领第四十二团屡次发起对日军的攻势，有效牵制了敌军行动。次年一月，在李先念将军的指挥下，他参与了浠水战役，成功消灭了大量顽军。

1942年五月，张体学受命担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全面掌舵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他率领的部队令日伪军闻风丧胆，在百姓心中，张体学指挥的军队被誉为抗日的英雄之师。

1945年三月下旬，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在湖北崇阳县成功摧毁了国民党顽固派鄂南专署，生擒了鄂南银行专员李经世等要员，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部队随后来到林家老铺稍作休憩，张体学则选择了位于老铺对面的吴家湾暂住。

在那时，新四军战士与当地百姓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某天中午用餐时，张体学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餐桌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他好奇地询问身边的警卫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荷包蛋通常只在款待尊贵客人时才会使用，这难道是后勤部门提供的，还是我们自己购买的？”

警卫员回应道：“不，是一位老婆婆在清晨时分亲自送来的。”

张体学闻言脸色不悦：“这怎么可以！你没注意到吗？战士们在雨中艰难行军，我们使用群众的雨具还需按价赔偿，怎能仅因我一人而破坏群众纪律？我怎能例外呢？”

警卫员带着一丝委屈的口吻道：“我本是不愿接受，然而那位老婆婆言道山中的饮食并不丰盛，又提到我们为抗击鬼子所付出的辛劳，于是她坚持要将食物放在桌上。”

张体学语气稍显温和，对警卫员言道：“这里的百姓生活极其艰辛，烹制这样一碗菜肴殊为不易。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每一针每一线都应着眼于百姓的利益。若我们今天接受了这碗菜，将来恐怕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此延续下去，我们还能保持什么形象！因此，你将这碗菜端回给那位老婆婆，并向她表达我们的谢意，同时解释我们的纪律，绝不能让群众承受损失！”

警卫员将那碗盛满荷包蛋的碗轻轻递到老婆婆手中，她眼含激动，声音颤抖地说：“我这辈子，自打出生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正直的军人。他们赠送的，我们不敢食用，更别提随意取用了。真是咱老百姓的好队伍啊！”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张体学同志在中原突围与坚守大别山的艰苦斗争中，彰显了崇高的全局观念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充分体现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舍小我成大我的高尚品质。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部队的围困愈发严峻，局势逼仄至仅剩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核心的不足百里方圆之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6月26日，一场震撼中外的中原突围战正式拉开帷幕。

昔日，张体学担任中原军区独立第二旅的政委一职。6月23日，李先念向该旅旅长吴诚忠及政委张体学下达严令，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佛塔山，严守南大门，务必坚决完成掩护任务。

李先念命张体学率领一支精锐之师，悄无声息地抵达宣化店，承担起警备职责，并巧妙布下“空城计”，以此策略掩护中原军区所属机关与警卫部队的安全撤离宣化店。

张体学率领部队悄无声息地抵达宣化店，假借“换防”之由，接手了首脑机关的警卫职责。此后，他如常执行站岗巡逻、操练等任务。司令部的工作秩序井然，张体学更是特地陪同李先念在街头漫步，沿途与路过的行人热情交谈。

当时，宣化店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宁静。美军和蒋介石的代表对此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为了迷惑对方，张体学在6月26日夜晚，特意邀请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全体成员至军区礼堂，观赏一场文艺演出。美军和蒋介石的代表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台上的京剧表演，却未察觉到，此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首脑机关以及主力部队正趁着夜色的掩护，悄然撤离了宣化店。

28日，李先念率领中原突围部队秘密向平汉铁路进发之际，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突然提出欲与李先念会面，张体学立刻察觉这乃敌人试探之举。他们对于中原部队首脑机关是否仍在原地，心中充满了疑虑。

张体学通过中共代表任士舜向美方阐明，李先念先生身体不适，约定择日将予以接见。同时，他还向美方代表赠送了李先念亲笔签名的明信片。经过国民党代表的笔迹鉴定，确认此信确系李先念亲笔。通过此次试探，双方代表均确信李先念等人仍在宣化店，疑虑因此得以消除。

为了消除美、蒋代表心中的疑虑，张体学当机立断，指令六团一营于当日午后迅速抵达宣化店，加强岗哨、巡逻队及操练人员的部署。面对如此庞大的警卫力量，美、蒋代表对李先念仍身处宣化店的事实更加确信无疑，此举为军区主力部队成功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9日的午后，张体学在宣化店举办了一场宴会，款待了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全体成员。正当众人举杯畅饮之际，张体学忽然严肃地宣布：“国民党军队向我方发起了攻势，李先念将军已率领中原军区部队成功突围！”

在场的每一位代表都感到难以置信，消息传来，众人皆惊愕至极，以至于有几人连手中的酒杯都未能稳稳握住。正当张体学宣布这一喜讯之际，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已成功突破了平汉铁路的封锁线。

在那个夜晚，张体学巧妙地调遣了警卫部队，以“礼貌”的姿态将美蒋代表安全送出宣化店，至此，他精心策划的这一幕“空城计”得以完美收官。

依照中央的指令，浴血奋战、突破重围的独立第二旅暂停了向东的进军，选择留在大别山区，持续进行游击战。张体学同志遵循指示，带领部队重返大别山，坚守阵地，持续游击作战近一年。在这期间，他们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激烈交战，成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中的七个旅，为鄂豫陕、鄂西北及其他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直至解放战争进入胜利的反攻阶段。

在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趁势挥师南下。鄂豫军区据此组建了一支独立师，由张体学担任师长。该师的使命是清除大军渡江前的一切障碍。张体学带领部队英勇作战，成功摧毁了位于鄂东的国民党重要军事据点——黄冈。此举为解放军顺利从麻城至浠水跨越长江铺平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际，张体学同志肩负重任，先后担任湖北大冶地委书记及大冶军分区政委。至1952年年底，他被调至湖北省人民委员会，荣任副主席一职。翌年，即1954年，他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再过两年，于1956年，他荣膺湖北省省长之职。

在主政湖北期间，张体学始终秉持务实作风，将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改善作为头等大事。他常亲自深入山区，调查研究脱贫之道。当时，恩施、宜昌等地尚无公路，甚至土路都极为稀少，张体学便号召大家依靠自己的双脚，脚踏实地，共同开拓前进。

他强调，步行是拓宽与民众接触、深入洞察民情的重要途径。为此，他租用了三匹毛驴，其中两匹承载着文件与行李，另一匹则供女同志和身患疾病者骑行。他身着布鞋，裤腿卷起，引领大家踏上了征程。历时一个半月，他们步行了逾六百里，与沿途的民众亲切交谈，对当地情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为未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昔日，湖北境内共有39个县市沿长江与汉水之畔，每年均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旱涝灾害之苦。张体学先生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先后在襄阳、孝感等地精心规划并修建了数座大中型水利工程，有效缓解了当地的旱情，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祉。

1958年，张体学再次担纲领导，成功启动了丹江、漳河、白莲河三座水库工程。他频繁亲临施工现场，悉心指导工程进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至1973年底，丹江口初期工程宣告全面竣工。此后数十年间，提及丹江口，人们总是深情缅怀，不由自主地感叹：“若无张体学，丹江口便无从谈起。”

在处理与家属的关系上，张体学同样秉持着严谨的态度。1954年，当他的妻子林少南被调至省城时，他特地向省委组织部提出：“请你们务必不要将少南的工作安排在武昌区域。”

这句简单的话语，将林少南安排至汉口的一家单位，他在那里辛勤工作了整整八年。随着大儿子林牢生的毕业，林少南再次向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下达指示：“牢生不应留在省会或市区，而应被分配至农村，以接受一番磨练。”

在张体学的特别关照之下，林牢生得以在红安县高桥区工作数年。

“我衷心感谢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深切关怀，但现阶段我感觉身体状况尚可，恳请中央批准我在湖北多留些时日。”

一开始众人心中充满疑问，他这样回应道：“我的革命同伴仍身处牛棚之中，我怎能安心地独自入院治疗？”

为完成夙愿，他于1972年8月，以省委第一书记代理人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在会上，众人共同商议干部解放事宜。会议决定，由张体学亲自出任领导小组组长，并着手探讨干部释放的具体安排。

张体学深知自己身体的状况，然而他仍旧夜以继日地坚持着工作。即便在晕倒之后，他仍顽强地醒来，继续投身于工作中。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拼搏，他终于成功梳理出了全省304名县级以上干部的名单，确保了这些干部得以再次被启用。

1972年11月30日，张体学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语气坚定地表示：“我的历史使命已圆满完成，此刻，我向大家郑重告别。由于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我需外出寻求治疗，预计一周后便能康复归来。”

众所周知，他这是在安抚大家，众人面面相觑，竟是无言以对。即便知道活动即将结束，他们也不愿就此离开会场。

张体学随后前往北京接受治疗。到了1973年5月，癌细胞的扩散已遍及他的全身。他深知自己的生命已所剩无几，于是向周恩来总理及李先念同志请示，希望能够获准返回湖北一次。

重返湖北之际，张体学眼含深情，对身边的同志们感慨道：“虽然身处北京，但我的心灵始终与湖北紧密相连。我时刻怀念着湖北的父老乡亲。湖北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然而，如今他们的生活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每当想到这一现状，我心中便充满了忧虑。身为他们的省长，我肩负着责任，必须努力改变现状。”他的话语激起了在场众人的共鸣，一时间泪水纷纷。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58载，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那重阳佳节之际，1990年的这一天，张体学的骨灰被迁往黄冈革命烈士陵园。当地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夹道欢迎。自此，每逢清明，众多民众自发前往，为张体学的英灵扫墓。

在湖北的街头巷尾，年长的人们每当遇到表现优异的干部，总会由衷地赞叹：“这真是老省长的风范所熏陶出的干部。”对于“老省长”这三个字，它们在湖北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便岁月流转，提及之时，仍仿佛回响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