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传辉

1949年1月10日，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宣告胜利落幕。在这场历时65天的激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总计超过55.5万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于碾庄圩战场英勇牺牲；李延年、刘汝明、孙元良率领残部向南溃逃；杜聿明、黄维则被生擒；邱清泉在陈官庄战场上命丧黄泉。然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在战后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尽管多次搜查亦无果而终，成为了战后的一大悬案。

在蒋介石再次委派李弥担任第十三编练处司令之后，公众才得知他在淮海战役中擅自撤离的消息。关于李弥如何成功逃离战场，以及他潜藏的地点，这些疑问长期以来都鲜有人知。历史文献中也缺乏详细的记载。本文将揭开这个尘封多年的谜团，为广大读者揭示真相。

一

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国民党军遭遇了开局不利。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协同作战中，于徐州以东的新安镇（今新沂市）及碾庄地区，成功围剿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共计10万余人，并击毙了该兵团司令黄百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三个半师，约2.3万人，在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丰的领导下，于台儿庄和枣庄地区发起了起义。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攻克了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的北援之路，并阻断了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的南逃企图。此外，还成功阻止了从河南确山方向来援的敌军第十二兵团，将其遏制在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素有“徐州西大门”之称的砀山县城，也在1948年11月8日被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解放。至此，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李弥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终日忧虑不安，奔波于各个防空洞之间，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潜逃的准备。

1月7日，我华野部队成功夺取了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并对其主力实施了歼灭。入夜，李弥率领残余部队匆忙逃窜至邱清泉兵团的防御区域——永城县的陈官庄。至1月9日夜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各自分道扬镳，试图突围求生。

1月10日凌晨，李弥等人在所属九军三师师长周藩等人的护送下，慌慌张张地逃到所属九团驻地周楼。谁知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拂晓时分，解放军对周楼一阵炮轰后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夜间所有来周楼藏身的几百国民党军官兵，除打死打伤外，都被打跑了。这时，李弥焦急地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了，我想派人送个条子出去，请求投降，您看是否可以？”李弥随即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并写明条件：一、投降后须确保官兵安全，不得杀害；二、投降后，任何不愿继续服役者均应准予回家；三、投降后，所有伤员必须得到妥善治疗，重伤者应优先送往后方医院。若能满足这三项条件，即可投降。若条件不被接受，我们只能等到夜幕降临，利用视线不清的机会再行撤退。”

李弥（左一）

要求立即投降，军长需出面接受点收，部队放下武器集中，否则即刻发起攻击，不得拖延。李弥哀叹道：“他们要求军长出面，你们中有谁愿意去？”说完，他痛哭流涕，边哭边说：“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如果我能够脱身，我一定会妥善照顾你们的家人，你们可以放心。”周藩领会了李弥的意图，便答应自己愿意前往。李弥见状释怀，便指示周藩暂且答应投降，并拖延时间，同时让亲信为自己找到士兵的服装，换上后装扮成伤员，意图在天黑后混出包围。

夜幕低垂，周藩等人尚未归来投诚，李弥便按捺不住焦急，与一名贴身护卫一同，趁着昏暗的夜色和阴霾的天空，匆匆离开了周楼，径直朝北赶往陇海铁路。

二

1月11日拂晓，饱经战火洗礼的淮北平原之上，满目疮痍，荒芜凄凉。李弥与随从两人如同惊恐的飞鸟，战战兢兢地抵达萧县高庄南边，途中瞥见一位身着国民党士兵军装的青年，面色苍白，步履维艰。李弥故意上前与其攀谈，才得知这位青年士兵名叫汪新安，籍贯安徽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方十八里的汪阚庄村，刚从解放军手中被释放。李弥见状，谎称自己名为刘明顺，住上海，亦是新近获释归家，正打算前往李庄车站乘坐火车，便邀请汪新安一同前行。在旅途中，李弥对汪新安呵护备至，将身上仅剩的饼干和牛肉干分给他食用，汪新安深受感动。交谈中，李弥得知汪新安的堂兄汪涛曾是国民党营级军官，经过一番思量后，他提出想暂在汪家休息一日的请求。汪新安欣然同意，而李弥的随从则前往李庄车站。直到12日深夜，李弥和汪新安才摸索着抵达汪阚庄。李弥通过观察和多方打听，认定汪新安性格纯朴，于是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汪新安得知眼前这位领路人竟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司令官李弥时，他既感惊愕又觉害怕，那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安眠。

翌日下午，汪新安的族兄汪涛莅临汪新安府上，拜访李弥。他细细端详了李弥一番，说道：“你身着棉袍，内衬黄驼绒线衣，显得不够暖和，且外内不相协调，过于显眼。不如我们交换衣物吧！”言罢，汪涛便将自家的棉袄赠予李弥，而李弥也毫不吝啬地将黄驼绒线衣转给了汪涛。李弥心急如焚，渴望了解汪涛如何将他安全送出。汪涛于是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远亲高大荣。这位高大荣乃中央军校的杰出毕业生，目前在县政府供职。听闻李弥的困境，他视此为彰显功绩的良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经过周密准备，于十五日，汪涛成功筹集了一笔款项，随即前往驻扎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填制了一张前往徐州运送货物的通行证明，并将这笔钱及路条交给了高大荣手中。

16日下午四时左右，汪新安的叔父汪学仁及众亲友，共同推着载有面食的车辆走在前方，而高大荣与脸上敷着锅灰的李弥则紧随其后。众人一同抵达李庄车站，李弥与高大荣随后乘坐火车前往东方，当晚便抵达了徐州。

翌日清晨，高大荣抵达户部山东巷38号，拜访了曾在砀山军事科共事的翟景尧。他坦率地向翟景尧说明了护送李弥至徐州的情况，包括缺乏路证和路费不足的困境。翟景尧听后立刻回应：“路费方面，我可以为你解决。目前南下人流众多，大多数人选择先乘坐胶轮马车抵达五河、淮阴或扬州等地，随后改走水路渡江。通常每人所需路费约为十块大洋。目前南下者均无路证，解放军对此亦不予追究，届时我们只需灵活应对即可。”

夜幕低垂，高大荣与李弥一行人来到马车行，购置了两张前往五河的车票。途中，他们意外地在一位同车旅客手中发现了一张已过期的自山东通往南京的路证，这份意外的发现令他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十八日黄昏时分，高、李等一行人驾驭的马车抵达双沟镇，方才得知五河驻扎的解放军已发布禁令，禁止向南行驶。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掉转车头，沿原路返回。

夜幕低垂，马车停靠在乡野路边的一间简陋客栈前，众人歇脚用餐。李弥向高大荣建议，继续向北行进，前往青岛，因为那里仍有一支他的部队驻守。

十九日的清晨，高与李二人乘坐的马车驶向徐州。尽管他们想方设法，但在徐州依旧未能觅得通行证。

无奈高大荣重返砀山，拜访了妻侄宋开元，向他详细叙述了情况。接着他说：“李弥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我们能帮他办理一张通行证，让他得以离开。他向我承诺，一旦他返回，便让我担任团长的职务；若我选择从商，他将赠送一艘轮船作为创业的资本。若我成为团长，便将副官一职推荐给你；若我投身商海，则将经理之位交予你，这样一来，咱俩的日子便能过得富足起来。”

宋开元心生一计。他编造了一个谎言，假托自己在华山县任职的老同学之名，开具了一张名为“刘湘年”的去往潍县的路引。

历经波折，李弥及其同伴于28日清晨顺利抵达潍县火车站，他们匆忙间径直赶往好友李惠芝的住所。李惠芝在潍县颇负盛名，担任着“福聚祥”店铺的掌门人。

关于如何将去青岛的路证搞到手，李惠芝想到了自己三姨太远房侄子王桂合（戏剧演员）有一张去高密春节探亲的路证，路证上写的是二个人的名字。他便将王桂合找来说：“今日我家有位从山西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是你表妹公爹派来青岛迎接你表妹的。由于火车不通，他对前往青岛的路途并不熟悉，你需亲自将他护送至目的地，务必确保一路平安。”由于通行证的限制，只能让李弥先行，因此高大荣无法与他同行。在分别之际，李弥对高大荣感慨道：“这份再生之恩，我终身难忘。待我抵达南京，若蒋老头子不取我性命，他日定当相报。”

三

29日，农历正月初一的拂晓时分，王桂合便携同李弥离开了潍县县城，两人乘坐小推车，直至次日黄昏抵达了高密县，归家之后，他又前往拜访担任乡长的表兄王克秋。王桂合虚构了一段话：“我有一位同行，一同前往青岛，现因病痛行动不便。烦请您代为雇请两辆小车，并开具路条，以便将我们送往青岛。抵达后，他将支付五枚小元宝作为酬谢，您亦可分得一份。”王克秋一听此言，便察觉到了报酬之高，分明察觉到其中必有欺诈，然而，贪念蒙蔽了他的理智，他不仅未详查来者身份，也未向上级汇报，便轻信了王桂合的谎言。

31日，农历正月初三的夜晚，一辆装有胶轮的小车停在了王克秋的宅前。李弥神态自若地坐在车子的右侧，而王桂合则坐在左侧，车夫轻轻一推，小车便缓缓启动，一辆伴行的小车紧随其后，沿着东北方向的公路驶去。李弥佯装病弱，所有行动皆由王桂合引领。翌日，他们顺利穿越沽河，踏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抵达了位于中华埠的棘洪滩，那里是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外围据点。李弥一行四人被岗哨拦下盘查，李弥下车摘帽，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士兵们听闻李弥“驾临”，既惊讶又欣喜，立刻恭敬地将他引领至据点的碉堡内，会见自己的长官。不到半小时，棘洪滩碉堡中走出了一队人马，簇拥着一位军官来到岗哨前，对王桂合等人说：“你们所送来的是淮海战区兵团司令官李弥将军，现在请随我们同行。”三人相互对视，难以置信这一消息，只得推着空车，随队伍缓缓前行。不久，一辆卡车将他们连同小推车一同载至青岛市江苏路一号安顿下来。

为表对王桂合等三人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李弥特赠予王桂合四个金元宝。同时，对余下的两位恩人，亦各赠以一枚金元宝以示酬谢。历经二十余日艰苦奔波，李弥终于成功逃逸。不久之后，他飞往武汉，随即被国民党中央委以重任，担任福建长汀第十三编练处司令一职。

言及高大荣在潍县逗留数日后，鉴于一时无法启程前往青岛，遂与李惠芝等友人作别，踏上了返回砀山的路途。

1949年清明时节过后，高大荣与汪涛密谋私刻了“砀山县人民政府”的公章，伪造了前往青岛从事商业活动的证明。怀揣着升官发财的幻想，他们前往青岛投靠李弥。然而，当三人抵达潍县李惠芝家中时，方才得知李弥早已前往福建长汀，就任国民党军第十三编练处司令之职。尽管如此，高大荣及其同伙仍不放弃，告别李惠芝，继续向东奔波。他们抵达青岛周边的红岩崖时，不幸遭遇国民党驻军截击，并遭遇枪弹警告。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原路返回砀山。

在1951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李弥被放走的事件被揭露出来。李惠芝因此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

1952年，高大荣遭受人民政府的判决，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15年。汪涛与汪新安则因恐惧罪责而潜逃。到了1970年4月，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汪涛被警方抓获并归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最终因畏罪而自尽。至于汪新安，他在1957年被判定为坏分子，接受了劳动改造。1970年8月，人民政府对其判处管制三年。然而，到了1982年5月，砀山县人民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宣布其无罪。当年那些参与放跑李弥的公职人员也各自受到了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