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自高小学畢业后投身军旅，于云南讲武堂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在国共合作的年代，他考取了著名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历经抗战烽火，曾泽生带领部队参与了徐州会战、武汉守卫战、南昌战役等一系列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的猜疑与战场上连连的挫折，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起义，投身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请求率领部队赴朝鲜参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贡献了卓越力量，赢得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同时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的崇高荣誉。

一、在授课过程中，曾泽生对蒋介石及其军阀的倒行逆施和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与抨击。

1902年，曾泽生在云南省昭通永善县大兴乡驿马沟的一个地主家庭中降临人世。不幸的是，在他不足两岁的时候，父亲便不幸因病离世。此后，曾泽生和他的母亲常常遭受着族人和地方恶霸的恶意欺凌。由于家境的限制，他仅能在私塾中就读一年，母亲便无奈地让他退学。在舅舅的持续劝说下，母亲最终勉为其难地答应他前往昭通接受小学教育。1920年，完成了高小学业后，曾泽生进入了省立中学深造。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视野的拓宽，他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到了1924年1月，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然而，学校的贪污腐败和克扣学生津贴的恶劣行径激起了曾泽生的愤慨，他遂与两位同学共同策划了一场“暴动”，旨在迫使校方将津贴全额发放给学生们。这一行动得到了其他学生的积极响应。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校方不得不履行承诺，如数发放了学生津贴。

在那个年代，曾泽生听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面向全国招募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带着满腔的向往踏上了广州的土地。1925年5月，他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并担纲区队长一职。在校园里，他勤学苦练，不仅对射击、战术、地形、筑城等军事课程烂熟于心，而且对《三民主义浅论》、《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课程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者们激情满怀，黄埔军校亦时常举办演讲会。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等众多风云人物登台演讲，他们深入剖析国内外形势，鼓动大家以革命手段追求国家独立。这些演讲极大地启发了曾泽生，激发了他“以身许国”和“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他毅然决定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激战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1925年岁末，曾泽生肩负起教导师第三团一连连长的重任。然而，旧军队中的贪腐之风以及虐待士兵的恶劣习气仍屡见不鲜，这激起了曾泽生的强烈反感。在任职不到一年的光景，他毅然决然地递交了辞呈，重返黄埔军校，担任区队长一职。北伐战争期间，他留守广州，专注于黄埔军校学员的培养工作。翌年1927年之初，曾泽生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军官队少校队长。正当他胸怀壮志，准备一展拳脚之际，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的暴行以及国民党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让曾泽生深感失望，内心的苦闷与日俱增。于是，在1928年四月，他与黄埔四期的同乡潘朔端携手辞职，辗转至上海，在一所汽车学校找到了新的职业。

龙云执掌云南政权后，致力于强化滇军建设，遂派卢浚泉前往南京、上海，广罗省内英才。卢浚泉与曾泽生同乡，二人自云南讲武堂及黄埔军校起便结为挚友。在上海重逢后，曾泽生向卢浚泉诉说了近年来的遭遇，表达了对军队中克扣军饷、虐待士卒及危害国家等不良现象的愤慨，并希望建设一支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武装力量。这一理念得到了卢浚泉的赞同。在卢浚泉的努力争取下，曾泽生与潘朔端一同返回云南，投身于云南陆军“军官候补生队”的筹备工作。该队设于云南讲武堂旧址，招生条件严格，要求具备中学学历、身体健康，且须“志在革命”。消息一经传出，众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录取了1000余人，编成1个大队、6个中队，并增设了1个女子中队。卢浚泉担任大队长，曾泽生任副大队长，潘朔端则担任中队长。在军官候补队的创办过程中，曾泽生借鉴了黄埔军校的办学模式与课程设置，不仅注重军事训练，更重视学员的思想教育。例如，在用餐前先唱革命歌曲，跑操时高呼革命口号，并创办了《新武力》队刊，刊登宣传革命的文章，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发扬革命精神”等进步口号。曾泽生痛恨邪恶，在授课时，“严厉斥责蒋介石及军阀的反动与罪恶”。此举触及了国民党政府的敏感神经，蒋介石闻讯后暴跳如雷，立刻派遣王柏龄前往昆明查办。王柏龄抵达昆明后，迅速解散了军官候补生队，并对大队军官、学员进行集中“洗脑”，要求他们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忠心”，同时扣押了卢浚泉、曾泽生。在龙云、卢汉的保护下，曾泽生被羁押数月后，调任卢汉的第98师参谋。

为了巩固云南的统治，龙云亟需强化军事实力。1930年2月，他精选了一批军政双优的军官候补生，将其编入第98师军士队，由曾泽生出任队长，对他们持续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在教授学员军事技术的同时，曾泽生还秉持“摒弃贪污陋习，成为光明磊落的军人”的宗旨，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学员完成学业后，被分配至第98师担任连排长，逐渐成长为卢汉军事体系的骨干，同时也使曾泽生的声望在滇军中迅速攀升，为其在滇军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1931年，曾泽生被任命为滇军第3旅第3团的营长，驻地设在滇南。正值当地匪患猖獗，曾泽生率领部队深入山区剿匪，成功收缴了9000多支枪械。在驻守期间，他严格要求部队“不扰民、不害民”，使得当地治安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曾泽生毅然率领部队投身于徐州会战及武汉保卫战的激流之中。

自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远在西南边陲的曾泽生对日本侵略者满怀愤慨，迫切渴望投身抗日救国。在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伴随着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国民：“一旦战事爆发，无论南北地域，无论老少年龄，皆应肩负起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责任。”滇军闻令而动，于9月迅速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卢汉担任军长，下辖三师。曾泽生被委以重任，担任第184师第1085团团长。经过充分准备，10月初，曾泽生率领部队奋勇奔赴抗战前线。

第60军开赴台儿庄参战。

“跟我冲！”看到团长身先士卒，官兵们深受鼓舞，如同潮水般涌向敌军。日军被滇军的气势震慑，无法抵挡，最终溃败而逃。此后，日军虽多次发起进攻，但第60军拼死抵抗，日军虽付出惨重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禹王山、台儿庄一线。滇军的坚守，成功掩护了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的有序撤退。日军对第60军的英勇作战心生敬畏，连连叹息：“自九一八以来，与华军交战，遇到滇军如此猛烈的冲锋，实属罕见！”

8月，第60军进驻湖北阳新县周边，随即投入了武汉保卫战。曾泽生团肩负起保卫白门楼、上下大郁、黄连洞、石梯寺等关键地段的重任。在接下任务后，曾泽生对敌情进行了周密分析，深感任务的艰巨性。敌方是一个装备齐全、士气高昂的常备师团，而第60军的兵员数量严重不足，可供战斗的兵力不过一个师的规模。对于第60军而言，唯一的依靠便是地形。驻地的山谷错综复杂，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施展，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曾泽生率领部队，凭借地形优势，构筑了多样的掩体，打造了稳固的防御体系。26日，近800名日军对龙口头发起猛烈的攻击。日军火炮威力强大，一轮炮击过后，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了躲避敌方的火力，曾泽生下令部队退守明贞发。然而，日军紧追不舍，27日，敌军分路猛攻明贞发。面对危机，曾泽生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日军恼羞成怒，竟无耻地使用了窒息和催泪毒气弹攻击白门楼。由于缺乏防毒装备，守军几乎全部阵亡。曾泽生怒不可遏，持枪欲冲入敌阵，被手下紧紧抱住。冷静下来后，他迅速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紧急请求军部调拨防毒面具。28日傍晚，日军悄无声息地逼近团部，企图偷袭。曾泽生迅速调动预备队，待日军距离团部仅余30米时，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日军瞬间倒下，残余之敌仓皇而逃。曾泽生下令部队紧追不舍，预备队官兵如同下山猛虎，迅速冲向敌人。不到半小时，便将偷袭的日军全数歼灭。9月30日，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向石梯寺发起了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再次使用毒气，我部损失惨重，无奈撤出了前沿阵地。在武汉保卫战期间，第60军在广阔的战场上，充分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国军队的威武和士气。

“我回到云南后，能否稳固省主席之位，就全靠你们了。你们务必设法保留实力，警惕蒋介石对滇军的瓦解。”曾泽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力图争取曾泽生的支持，期望他能率领滇军奔赴东北，参与内战。然而，曾泽生深知八年抗战的艰辛已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人民热切期盼和平，士兵亦对战争感到厌倦。尽管如此，他因缺乏寻求光明未来的勇气，未能决然与蒋介石决裂。到了1946年4月，第60军在美军军舰的护送下，从越南驶向东北。

三、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曾泽生于长春公开发表起义声明。

滇军并非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因此，蒋介石心中始终怀有将滇军作为内战牺牲品的念头。故而，滇军抵达东北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长官杜聿明便将其部队予以分散部署，将第60军的三个师分别划归新1军、东北长官部以及新6军指挥。曾泽生几乎沦为一名“光杆”司令。

1946年五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对驻守鞍山与海城的第60军第184师发起了猛攻。敌军第551团遭致全歼，而第552团则被东北民主联军重重包围于海城。师长潘朔端情急之下向杜聿明求援，然而蒋介石却下令新1军暂停三天后再行增援。直至阵地被突破，援军仍未见踪影，潘朔端焦虑万分。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对第184师展开劝降，在走投无路之际，第184师于5月29日宣布“反内战起义”。海城起义对曾泽生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让他更深刻地洞察到蒋介石企图消灭异己的险恶意图。尽管如此，他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特别是东北民主联军实施“大踏步后退，主动撤离大城市”的战略后，曾泽生更是错误地以为国民党军队仍有能力稳定东北局势，因而将希望寄托于蒋介石，甚至为了赢得蒋介石的信任，主动加强部队的整训。然而，东北民主联军在1947年夏季的攻势中，将曾泽生从幻想中惊醒。经过多次交锋，第60军大部分被消灭，余部退至吉林市后，处处受挫，此时的第60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失败的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开来。

鉴于滇军所承载的辉煌历史，中共中央将其争取工作确立为既定政策，并特地派遣刘浩、陈方等同志负责此事。抵达东北后，他们迅速与潜藏于滇军内部的党员取得联系，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策略。他们在滇军中积极发展新党员，团结进步的官兵，以此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针对第60军连续战败、士气低落的情况，加大了反内战思想的宣传力度，旨在瓦解敌军军心士气；同时，他们向东北民主联军传递情报信息，并对第60军的关键将领展开争取工作。然而，当时的曾泽生对于蒋军必败的趋势尚缺乏清晰的认识，在是否反蒋起义或继续追随的问题上，他陷入了犹豫和徘徊之中。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领导其部队成功起义，当抵达哈尔滨车站之际，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

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对四平展开围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达指令，要求曾泽生炸毁小丰满电站，以便向长春方向突围。然而，在公开场合，曾泽生对此指令并未明确表态，而在私下里，他却对身边的人表示，他绝不会重蹈黄河花园口事件的覆辙，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11日，第60军抵达长春，与新编第7军合并成立第1兵团，第60军负责守卫中山路以东及郊区。但此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变，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与地方部队总数已超过百万，而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则降至五十万左右，且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锦州、沈阳、长春三座孤立无援的城市之中。鉴于长春在东北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攻克四平后，即开始部署攻占长春的作战计划。6月上旬，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军区对长春实施了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战术，等待敌人弹尽粮绝之际，一举攻克长春。在长期围困与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高达1.35万的国民党守军逃出城外，选择投诚。在此期间，许多国民党军官也为中共的政策所吸引，纷纷劝告曾泽生起义投诚。加之共产党的宣传和争取工作，曾泽生最终幡然醒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为了全长春的老百姓，为了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必须走上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道路。”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中共的主张，选择起义投诚。一切准备就绪后，曾泽生亲笔写信给围城部队，信中表达了其发动反蒋起义的决心，表示愿将第60军交给共产党，并提出部队改编时不宜过分分散，起义后，解放军应对部队一视同仁，对于不愿留在部队的人员，应给予特别关照；部队可以接受改编，但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应更换。东北野战军对此表示欣然接受。10月17日，第60军在长春前线举行了起义。

第60军的毅然起义，对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意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迫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其所属兵团向解放军投诚，从而实现了长春的和平解放。此举不仅破坏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固守沈阳并全力支援锦州的计划，还极大地加速了辽沈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起义后，第60军在九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思想改造。在此期间，曾泽生严格遵守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形势和政策教育。改造工作完成后，1949年1月，中央军委将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下辖第148、第149、第150师，曾泽生担任军长一职。在此期间，曾泽生不幸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上级特意将他送往丹东五龙背温泉疗养。他在疗养的同时，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著作，其政治观和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5月，第50军改编完成，接到入关的命令后，曾泽生立刻从九台星夜赶回，并发表了动员讲话，誓言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强调官兵必须严格遵守纪律。7月，部队抵达河南商丘。11月，曾泽生率领部队参与鄂西战役，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成功歼灭宋希濂部第79军7000余人，因此受到了第四野战军的两次嘉奖。当月，第50军被调归第二野战军指挥，部队历经艰险，跋山涉水，参加了大西南围歼战和成都战役，成功解放了石柱、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地，为此获得了上级的表彰。

四、曾泽生率领部队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其英勇表现赢得了毛泽东主席与彭德怀元帅的由衷赞誉。

新中国成立之际，曾泽生正以满腔热忱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潮。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武装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中朝边境，第七舰队更是在台湾海峡布下封锁。为捍卫领土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曾泽生毅然决然地提出率部入朝参战的要求，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10月25日，第50军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踏入朝鲜，随即投身于第一次战役。面对装备劣势，第50军勇敢地钳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展开了生死搏斗，给予敌人重创。在第二次战役中，第50军主力集结于定州地区待命。11月24日，麦克阿瑟狂妄宣称“直捣鸭绿江，圣诞前夕返美”，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待美军进入定州、香积山、妙香山等地时，一声令下，志愿军六个军同时开火。第50军一部截断泰川、博川公路，阻止敌人增援；一部进攻定州；另一部夺取纳清亭，阻挡敌人东逃。12月中旬，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曾泽生主持召开了第50军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战前思想、物资准备，尤其是针对严寒天气采取的防冻措施进行了周密部署。第三次战役爆发后，1951年元旦，第149师勇闯临津江，迅速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防线。随后，攻占文山以东的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等地，与美军第25师掩护部队遭遇，展开激战，歼敌一部。3日，在高阳，第50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英军第29旅退路，经过激战，击毙敌人300余人，俘虏340余人，摧毁敌装甲装备50余辆，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敌重装部队的辉煌战例。

美军不愿接受失败的命运，趁中朝军队疲惫之际，紧急集结23万大军，再次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企图将中朝军队压缩至“三八线”以北地域，第四次战役由此拉开帷幕。第50军肩负起汉江以南约40公里防线的重要防守任务，这里是敌军的主攻方向。面对敌我力量和装备上的巨大差距，曾泽生指挥各山头守军日夜不停，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当近5万敌军向驻守在白云山前兄弟峰、东云里阵地的第447团发动猛攻时，全体指战员临危不惧，凭借简陋的装备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激战十一日，成功击毙敌军1400余人，确保了白云山主峰的阵地不失。2月7日，根据统一部署，第50军撤至汉江北岸重新布防。3月初，敌军向汉江北岸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50军采取运动战策略，边战边撤至“三八线”以北，成功粉碎了美军的围歼计划，圆满完成了第四次战役的使命。此次战役，第50军建立了显赫战功，谱写了一曲志愿军以劣胜优、战胜强敌的辉煌篇章。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代表志愿军总部发布嘉奖令，对第50军予以表彰。在见到曾泽生时，彭德怀激动地说：“50军打得漂亮，你指挥得非常出色，我要为你补充兵力，优先为50军换装新装备。”4月，曾泽生回国休整，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这位英雄将领，他们谈笑风生，畅谈古今中外。随后，毛泽东询问了他在朝鲜战场的情况，曾泽生详细汇报了战斗经过。

1951年三月，曾泽生（位于中排右侧第二位）与志愿军第50军的部分军师领导于兴国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落幕。翌年4月，曾泽生率领部队返回祖国，被安排驻守丹东。依照中央军委的安排，他团结党委一班人，全力以赴执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积极推进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以及现代化建设。同年5月，毛泽东主席再度接见了曾泽生，并兴奋地握着他的手表示：“你们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曾泽生激动地回应道：“感谢主席的褒奖！”毛泽东紧接着说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击败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之战，而美国所发起的则是侵略之战，不得民心。毛泽东进而提到，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便为解放台湾做好充分准备。

“你的志向固然值得赞扬，但根据当前形势，你作为党外人士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当前，蒋介石在台湾积极攻击我们新生的国家，同时，国际上也有许多国家对我们进行诽谤。若你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向台湾和国际社会介绍我们新中国的面貌，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的了解，推动他们支持祖国统一。我认为，你现在不入党，比入党更能发挥你的作用。为了祖国统一的更大利益，请再等待一段时间。”（详见聚生、张冰所著《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毛泽东的话让曾泽生豁然开朗，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此后，在履行职责的同时，曾泽生抓住一切机会与台湾旧友沟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政策，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曾泽生在生活中秉持着极其节俭的原则，对自己要求严格，并对家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严加要求。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充满热情，于1957年，毅然将位于北京的住所无偿上交给了国家，并将珍藏多年的宫廷画作慷慨捐献给了国家。

1973年2月22日，我国著名人士曾泽在北京不幸病逝，享年71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