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精华》杂志（2006年第1期刊发）

原题：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

作者：刘晓农

复杂的内外因素

初夏的炽烈阳光洒满了郁郁葱葱的大别山区。1931年5月初，中共中央的资深要员张国焘，肩负着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以及军委主席的重任，莅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光山县。在此，他与早他一个多月抵达皖西的两位中央代表——沈泽民与陈昌浩——胜利会师。

此刻，中共中央正深陷于“王明路线”的统治之下。在当年一月初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高举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迅速攀升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

四中全会结束之际，王明领导下的中央机构，有条不紊地派遣了若干中央代表奔赴全国各苏维埃区域，掌握苏区的党政核心权力，旨在全面执行极“左”的“进攻路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抵达了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

5月12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重要会议，正式宣布对中共鄂豫皖特委进行撤销，并宣告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该分局由11名委员组成，张国焘同志担任分局书记一职。

三天之后，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国焘被任命为主席，而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则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担任军委副主席之职。此外，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亦同步设立，由陈昌浩担任分局书记。

鄂豫皖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中央对鄂豫皖苏区的掌控正式展开。张国焘等，作为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出的全权代表，积极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面路线。首先，他们在政治上全盘接受六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公然否定特委过往的斗争成果，毫无根据地将“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存在极大危险”的罪名强加于人；其次，他们提出根据四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对根据地的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造”，对那些抵制“王明路线”执行的同志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他们主张红军采取不间断、坚决进攻的军事策略，提出“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向敌人发起进攻，以巩固自身力量”，并准备过渡到全国苏区和红军的联合大举进攻。

红军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无不依赖于政治路线的引领。然而，由于张国焘等人的积极推动，王明中央的进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这迅速导致与红4军的行动方针出现了显著的分歧。

在成功抵御第二次“围剿”之后，鄂豫皖红军面临着蒋介石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在此之际，由于敌人暂时无法顾及鄂豫皖根据地，我军正处在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应果断决策，集中主力南进至蕲春、黄梅、广济一带，以此恢复往日的势力范围，确保部队的经费与粮食补给，并进而威慑长江之敌，牵制其行动，从而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举可谓一石二鸟，既可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曾中生及红4军军长邝继勋、第11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许继慎、第13师师长徐向前等人均持此观点。然而，张国寿却指责此战略为“立三路线”的延续，并强制红4军开往商城地区，意图以此威胁武汉之敌。

红四军在执行此任务的过程中，发现尽管周边仅数十里范围内聚集了众多部队，但在这片山区，却难以施展其所长。与此同时，粮食补给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曾中生等人提议保留两个团坚守山区，而主力部队则南征英山，直指蕲水，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张国焘等人的蛮横否决。红4军的领导层，包括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人，就南进的战略议题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迫使张国焘暂时搁置了自己的立场。

曾中生

张国焘虽对红军主力南下的战略方向表示赞同，然而至7月上旬，他在商城召开会议时，却提出红四军需支援中央苏区对抗“围剿”，强调必须对敌对大城市实施威胁或攻占。据此，红军被赋予攻占英山、挺进潜山太湖、逼近安庆，进而威胁南京的任务，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务必完成。

红4军的领导层显然对这一冒险的军事策略持不同意见，并在会议内外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张国焘最终贯彻了王明左倾中央的进攻方针，但过程颇为艰难，主要障碍在于红4军领导层的坚定抵制。这一局面成为张国焘心中的隐痛，他开始思索如何消除政治障碍，并在鄂豫皖苏区党内确立并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红4军与张国焘所秉持的左倾军事战略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当年8月中旬，红4军在攻克英山之后，鉴于长江水位暴涨、武穴地区已沦为泽国的实际情况，遂将原本的东进战略调整为南下。这一举动进一步激起了张国焘的不悦，遂决定免去曾中生在红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替其位。

陈昌浩

关于红四军行动方针的战略争议，双方持续向中央提交报告，阐明各自的立场。然而，王明领导下的中央无疑偏袒了自己所派出的代表。反而对坚定执行南下方针的红4军领导人罗列了一系列罪名，诸如“重蹈立三路线覆辙”、“意图误导党中央，构成严重的反党罪行”等。鄂豫皖分局接连收到指示信，信中强调必须坚决推进肃反工作，彻底清除红军内部的“改组派”分子。

“在苏维埃及部分武装队伍中，已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在肃清AB团、改组派及第三党方面，陆续发布了更为激进的指示，着重强调“苏区党部与苏维埃必须对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展开最为坚决、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王明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不断从上海向鄂皖苏区发布肃反的命令。此举与张国焘“清除异己，树立个人独裁”的意图不谋而合。（徐向前语）种种动机交织融合，革命事业的秤砣瞬间偏向了个人私利的秤盘。随之而来，鄂豫皖苏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投毒与敌间计

位于皖西麻埠的箭河厂，曾是鄂豫皖红军后方总医院的所在地。该医院不仅为受伤的红军干部提供治疗，还收容了上百名在英山战役中被俘的敌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的士兵。在伤病治愈后，数十人选择留在了红军之中。然而，他们在红军营地仅待了不到半个月，便因粗粮糙米、稀粥以及野菜等清苦生活而难以忍受，纷纷聚集起来抱怨不止。一名曾为敌军连副的孟守先，暗中纠集了几名思想动摇的俘虏，密谋在红军伤员的餐食中投毒，意图毒害伤员后夺取武器，重返第三十四师，以此作为归队的功绩。几名俘虏潜入药柜，窃取了砒霜，其中一人投毒时被当场抓获。

这时候鄂豫皖苏区已陆续建立起专门的肃反机构。原特区政府政治保卫局得以升级，更名为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分局委员周纯全被任命为总局长，领导团队。该局配备了300余名工作人员，其中包含一支装备精良的连队。

保卫总局，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实则……中央分局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政治保卫局，仅能咨询其政策方针，无权干涉其全面事务。政治保卫局直接受中央分局的严格节制。”保卫总局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专司肃反之职。

投毒俘虏送至政治保卫总局。戴季英科长主持审讯。

戴季英

遭受严刑逼供的俘虏终究忍受不住，供出了孟守先的名字。孟守先在被迅速抓捕至审讯地点后，也遭受了酷刑。这位深知自己必死无疑的反动军官，灵机一动，想到了总医院药库的药剂师陈桂兰，随即“招供”称毒药砒霜是“药房那位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

陈桂兰，红4军第10师28团司药员。潘皈佛妻子当日午后，陈桂兰被拘至保卫总局接受审问。面对审讯人员，她的处境显得格外严峻。将她的双臂反绑，悬空吊起，随之以竹鞭狠抽，衣衫随之化作缕缕布条。而后，再将滚烫的桐油倾注于她的脊背之上。陈桂兰惊恐万分，声嘶力竭地呼喊：“停下！停下！我有话要说！”紧接着，凄切绝望地“供述”：“我和皈佛，乃改组派所遣。”

戴季英听闻此言，震惊之余，紧追不舍地追问究竟是谁指使的。陈桂兰咬牙说出“李荣桂”三个字，随即痛苦地合上了双眼。

李荣桂非同凡响，身为鄂豫皖军委的参谋主任，他乃正师级的高级将领。这位三十岁左右的皖地男子并非意志脆弱的懦夫，然而在政治保卫总局那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下，那种求生不能的剧痛几乎击溃了他的思想防线，他竟屈服于严刑之下，被迫招供。据认，改组派内部设有军事委员会，成员包括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九人，其中许继慎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密谋将红军控制在长江沿岸，并计划于9月15日发动叛变，投向国民党一方。

周纯全

周纯全将李荣桂所供述的内容呈报给了张国焘。张国焘虽然对此感到震惊，然而在心底，他明白得很，像许继慎这等人物，绝不可能投靠国民党。然而，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降临，他即刻下达指令，命周纯全即刻行动。控制李荣桂口供范围（“应言无遗者”务必如实陈述，“不宜透露者”切勿随意诋毁）同时看好这个关键“活口”。

红军后方总医院的投毒事件发生后约七八日，又有一桩更为错综复杂的事件相继发生。国民党特务首脑、当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曾扩情，凭借与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时的同窗之谊，在蒋介石的特许下，撰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劝降信。他指派特务钟梅桥、任廉洁潜入英山县城，特地告知站岗的红军战士，他们是许师长昔日的好友，特地从汉口赶来，携带着曾扩情主任致许师长的亲笔信。

曾扩情

两名特务被押至许继慎面前，许继慎审视完曾扩情亲笔所书的信件，即刻洞悉了其中原委。他随即下令将曾扩情逮捕，并将该信转交给师政治委员庞永俊。

庞在审阅完那封信件后，断然宣称：“这无疑是敌人设下的离间之计！”

许继慎赞同地点头道：“没错，曾扩情这类人，简直无所不为，什么样的下流勾当都做得出来。”

庞永俊目光凝视许，询问道：“你对此事有何打算？”

许继慎未作过多沉思，语气坚定地吩咐道：“立即将他们押送至军部，交由军部处理。”

许继慎

两名特务以及曾扩情的策反信件一同被移交至军部，随后，曾中生与徐向前负责对其展开审讯。审讯结束后，他们派遣警卫排将钟梅桥的两名特务押解至中共鄂豫皖分局。曾中生亲笔致信张国焘，详述了许继慎一贯的杰出表现，并明确指出：“慎决然之举措决无纰漏，这乃曾扩情所施之毒计，意在挑拨离间，意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团结。”

此事发生及本质。众人皆能辨识这是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然而，正是这种曾稍显巧妙的计谋，却意外地成为张国焘手中宝贵的借口。他深知此事一旦加上李荣桂的“口供”，便能为那久已酝酿的计划提供关键的一环。

张国焘在处理此事时，思维缜密至极。为了确保“慎重”的态度，特地召集了周纯全、曾中生、陈昌浩等一众人员到场，亲自主持对钟梅桥与任廉洁的审讯过程。

两名特务被押解至审讯室，目光所及，只见张国焘正端坐其中，威严而庄重。在周纯全的严厉质询下，两人不得不承认，此次潜入苏区，系受曾扩情之命，意图策反许继慎。他们反复辩称：“曾主任派遣我们前来，仅是为了送达此信，并探询许继慎的立场，并无其他任务。”

张国焘目光如炬，紧盯着那两个心神不宁的特务，语气冷冽地喝令道：“若不吐露实情，便受我严刑！”

张主席一声令下，一名刽子手迅速从烈焰熊熊的火盆中抓起一把滚烫的烙铁，将它置于钟梅桥胸前仅尺许之遥，令其剧烈颤动。

烙铁烙在钟梅桥胸前。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这一刹那，特务当机立断，做出了抉择。他心知肚明，若坦诚直言，心胸将如火烧般灼痛，步上无法回头的道路；而若刻意编织谎言，或许能够暂时保住性命。他编造了谎言。“许继慎他们本来就是改组派的人，曾扩情派我们来就是联络他的，要他把部队带到长江边后，立即举行暴动，打起青天白日旗，回归到国军。”

在场红军人员，包括张国焘，无不为之震惊。

张国焘继续追问：“除许继慎外，还有谁？”

钟梅桥只得继续编织谎言：“那是11师的周师长，以及12师的肖副师长。”

“改组派领袖是谁？”

许继慎当之无愧为我们的首要领导者，周维炯师长位居次席，而肖副师长则名列第三。

“你们准备好了吗？”周纯全问。

“任务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的一艘战舰已抵达长江口，静候接应。”

张国焘再问：“蒋介石许了许继慎什么？”

任廉洁抢答道：“蒋主席曾言，待此事功成，将投诚的部队改编为第十四军，并委派许继慎担任军长一职，周维炯则出任副军长，同时将颁发30万元大洋作为奖赏。”

听闻此言，张国焘心中涌起一股唯有自己方能体会的得意与满足。他转而对周纯全吩咐道：“你们务必审个水落石出。”语毕，他起身步出了审讯室。

次日清晨，中共鄂豫皖分局紧急会议于新集（今属河南省新县）军委会张国焘住所旁的小厅内召开。与会者包括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王平章、周纯全、郭述申等，以及驻新集的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们。

张国焘的发言瞬间将会议的气氛拉向紧张的一端。

“同志们，当前的形势异常严峻！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内部，潜伏着众多改组派和第三党成员。近期，后方总医院发生的投毒事件，揭露了李荣桂与许继慎所领导的改组派军委，他们密谋于9月15日将部队引向武穴，发动暴动并投降蒋介石。

昨日，保卫总局再度对两名特务进行审讯，他们亦供述了曾扩情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曾致信许继慎，命其在9月15日于武穴发动起义的经过。

这些改组派的反动势力，以许继慎为首领，其叛变图谋早已暗中策划，因此他们在鸡鸣河会议上以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为名，擅自率部南行，意图切断长江，以期达到葬送红军的险恶目的。我们必须深刻吸取“富田事变”的惨痛教训。彻底肃清党和红军内部改组派、第三党的反革命活动，已势在必行，成为鄂豫皖地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此刻，张国焘的情绪激昂，声音微微颤抖：“铁一般的事实业已证实，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等人早已是潜伏在党内的改组派成员，他们早已暗中投靠了蒋介石！他们的图谋，便是内外勾结，企图颠覆苏区和红军！”

张国焘话音一落，陈昌浩紧接着发表激昂的言论：“我完全赞同张主席的判断，红4军内部确实潜藏着以改组派为中心的严重反革命集团，其首领正是许继慎。他们在鸡鸣河会议上力主南下的决策，实则是为了将我军引诱至外界，伺机发动叛乱，向蒋介石投降。我们必须果断行动，勇敢地扑灭改组派的邪恶图谋。”

沈泽民正欲发言，张国焘却率先坚定地发声：“许继慎、周维炯在武穴的暴动未能如愿，如今又密谋第二个计划，意图在麻埠发动暴动。然而，曾中生、徐向前对此一无所知，毫无察觉，这实属不妥！鉴于曾中生存在的问题，他已不宜继续担任红4军的政治委员一职。因此，亟需派遣一位同志接替其位，迅速挫败改组派的军事企图。”

与会者纷纷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该提议的赞同之意。

张国焘向陈昌浩下达指示：“抵达麻埠之后，务必立即对许继慎与周维炯实施逮捕，务必确保部队稳定，严格控制部队动向！分局即刻发布四军北返的指令。”

“皖西事件”

“接到此令后，即刻撤离战场，不得有丝毫逗留。”

徐向前

战马疾驰，将紧急军令传递至红四军指挥中心，曾中生接信后迅速转交给徐向前。徐向前浏览信件后，神情惊讶且焦虑地望向曾中生，急切地询问：“该如何是好？”

曾中生凝视着旁边焦急等待回复的交通员，竭力压制住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略作沉思后，对分局的交通员说道：“请转告分局和军委会，第四军已接受命令，将于明日破晓时分全体北撤！”

此刻，红四军正与徐源泉部第四十一师在洗马畈展开激战。由许继慎率领的第10师已成功围歼丁治磐旅的两个团，目前正对小清山上的残余敌人进行清扫；第11、12师亦在达成庙、叶家花屋对敌实施猛攻，已将敌人团团围住。遵照中央分局的指令，曾中生和徐向前严格命令各部队撤离战场。

第11、12师虽感遗憾，毅然撤除包围，致使敌方一个完整团部及另外三个团之残部得以轻易脱逃，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红军将士目睹即将被全歼的敌军竟从眼帘之下溜走，心中满是愤怒与难以置信的惊愕。9月1日，红四军各部启程前往英山鸡鸣河，并于当晚在该镇安营扎寨。

9月2日，上午10点钟，陈昌浩率领的连队抵达了麻埠红四军军部。军部位于一户地主宅院之内，陈昌浩带领十余人径直闯入，却遭军部警卫营长的阻拦。争执声引来了屋内的曾中生与徐向前，他们迅速走出，曾中生果断地驱散了警卫营长，随后上前与陈昌浩互致军礼。

陈昌浩将一份文件递至曾中生的面前：“此乃中央分局发布的命令，附之的，还有由分局全体常委联名签署的指示信。”

曾中生阅罢那两份文件，内心如同遭受电击雷鸣，面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以至于手中的文件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

徐向前从曾的手中接过那份文件，匆匆一瞥之下，便看到了那行醒目的毛笔字：“曾中生同志调至中央分局，另有重任在肩，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现由陈昌浩同志接任。望到任之日，即行办理移交事宜，勿误。”他将文件轻轻置于桌案之上，随即疲惫地坐在了那张木制扶手椅中。

在一种压抑且尴尬的氛围中，曾中生迅速平复了内心的波动，语气平缓地对陈昌浩回应道：“我遵从分局的安排，即刻着手移交事宜。”

徐向前闻言，猛然起身，迈前一步，紧紧地攥住曾中生的手，眼眶中蓄满了泪水，却无法开口。曾中生凝重地注视着他，语气深沉地说：“向前同志，希望你能够全力支持昌浩同志的工作。”

当日下午，新任红4军政治委员一职的陈昌浩，首先亲率军部政治保卫处的一支队伍，急赴第10师28团的团部执行任务。

夕阳西下时分，红10师28团的团长潘皈佛与副团长丁超、参谋陈新山等正于庭院中交谈。忽然，陈昌浩率众步入，面容严肃，目光锐利地审视着他们。未待潘皈佛开口询问，他径直抛出一句话，语气冷硬：“你们已被捕！”

潘团长突然震惊，急切地追问：“为何要对我们实施逮捕？”

“何须伪装？分明是一群反动派的重组分子！”

潘皈佛等众人无不震惊，纷纷跃起，以质疑和反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惊愕。保卫处的战士们迅速包围过来，不顾他们的激烈反抗，将他们用绳索束缚。短短五六分钟内，潘团长等十余位同志便被成功逮捕，并被粗鲁地推搡着带走。

夜幕低垂，于红4军军部政治保卫处的审讯室内，28团捕获的“改组派”成员们，正面临着严厉的审问。

潘皈佛被束缚双臂，悬吊于梁上，体无完肤，军服被无情地撕裂。这位坚韧不拔的男子，额头渗着夹杂着血迹的汗水，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愤然反驳：“总医院的投毒事件与我何干？我绝不信我妻子会与敌对势力勾结，这分明是无端指责，恶意陷害！”

陈昌浩，端坐于旁侧的板凳之上，以手指向潘，开口言道：你老婆已承认，何须再赖？

潘皈佛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不信！定是你们施以刑罚，逼她就范！”

陈昌浩向行刑人员挥了挥手，语气坚定：“这家伙顽抗不驯，重重地教训他！”

又是那牛皮带无情地猛烈挥舞，随之而来的是潘皈佛痛苦的尖叫声。

陈昌浩逼问潘皈佛。“你过往曾在唐生智麾下任职，直言！唐生智派遣你前来的目的是何？”

潘皈佛怒骂道：“我实在无法忍受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欺压，这才选择投奔红军。为了革命，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们却无端猜疑，甚至诬陷我与敌人有勾结，简直是不识时务！”

陈昌浩气急败坏地怒吼道：“你这个改组派分子，竟还在强词夺理，立刻将他押解下来，施加刑罚！”

……

9月5日，陈昌浩再次率队抵达正从西线撤回的第12师，抵达了斑竹园。已对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等20余名营团级干部实施逮捕，指控他们为改组派成员。

伴随着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第十一号通告》于新集中央分局传开，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在全军范围内传扬开来：在新任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的领导下，余子店即将迎来一场旨在动员红4军全体革命官兵参与肃反的重大行动。拘捕了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以及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还有第11师师长周维炯等30余位高级将领，均为营级以上级别的指挥官。

自对那些“改组派要员”实施拘捕之后，各师连级以上干部汇聚一堂，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昌浩发表讲话，说道：

“同志们，中央分局近日发现，我苏区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改组派和第三党成员。这些人与敌人暗中勾结，有计划地密谋暴动，企图颠覆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其中，28团的潘皈佛便是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暗中指使自己在红军总医院的妻子向国民党俘虏提供毒药，意图毒害我红军伤员，并借此机会夺取枪支，发动武装叛乱。”

更有许继慎、周维炯等辈，竟暗中与敌勾结，密谋将红军诱至长江之滨，图谋发动武装叛乱，公然竖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为确保苏区的稳固与红军的坚实，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彻底铲除那些潜入我军内部的改组派与第三党成员。对此，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姑息与宽容！

沈泽民

在最新一期的集合中，张国焘接到了陈昌浩的电报，内容是已成功抓获许继慎、周维炯两人，并对部队实施了严密控制。他心情大悦，对沈泽民言道：“这两个首要恶人被抓捕，事情就好办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全面开展大肃反工作！”

沈泽民语气中带着赞许，说道：“昌浩确实能干，成功拘捕了许继慎，且未引发任何骚乱。我早先便察觉到许在皖西的声望极高，即便是老幼孩童，亦无人不知其名。传闻此地自古便有‘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是金銮殿’的说法。许继慎野心勃勃，似乎有在皖西称霸的迹象。”

张国焘点头表示同意，言道：“确实如此，曾中生等人此次擅自违抗分局指令，南下蕲春、黄梅，并向分局发送了所谓的‘最后通牒’。”（意为‘最后通牒’）无疑是许继慎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今，已然成功将敌方首领擒获，真可谓“擒贼先擒王”。

张国焘与沈泽民的交谈，映射出他们内心的共鸣。在他们看来，许继慎成为了鄂豫皖地区贯彻中央“进攻路线”的主要阻力。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才生、共产党员，于1930年3月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之命，抵达鄂豫皖苏区，领导武装斗争，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脱颖而出，将各县的红军整合为第1军，并自任军长。到了1931年5月，中央分局正式成立，许继慎转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并兼任红4军第12师师长。在红4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指挥上，他常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的意见相吻合。每当许继慎发表见解，便在张国焘等人心中引发“他们似乎事先串通，一致口径以对抗分局”的错觉，上回的鸡鸣河会议便是例证。

为与中央苏区红军共同抵御敌人的“围剿”，我们必须同时注重攻占敌方关键地带和削弱其主力，同时切实巩固我方阵地，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不败之地。此举与盲目下令攻占大城市、空口威胁南京的行为截然不同。若偏离此必经之路，仅以左倾的言辞来替代这一脚踏实地的使命，不仅徒劳无功，更可能导致革命力量遭受重创！

最终，许继慎提议道：“我方将遵从中央分局的指令，继续执行北返任务，但对于分局的不当指责，我们无法接受。我们有必要致信分局，阐明我方的立场，并将此事如实上报中央。”

正是许继慎提出了一系列精准的观点与主张，使得会议得以形成《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在文中，他如此表述：“仅限一个月，便要求不符合现代编制的红军威胁南京，这恐怕近乎于共产党对自身力量的过度夸大。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将一个月的时间限定为攻占安庆的期限，这与立三路线所规定的两周内必须占领武汉的命令有何区别？”

此份《声明书》辗转至新集张国焘手中，张阅毕，羞愤之情溢于言表，脸庞扭曲至极。他愤然将《声明书》掷于地面，怒吼一声：“反了！”

短短数日，张国焘便已派人详尽掌握了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的会议详情。在与陈昌浩、沈泽民共同分析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许继慎无疑是军中公开反对分局领导的首要分子！

此刻，得知许继慎身为“改组派”领袖已被拘捕，哪还有比这更令张国焘感到振奋之事？

陈昌浩接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后，执掌军部政治保卫处，对包括两个师在内的三十余名营团级以上干部展开了行动，他们被统一定性为“改组派”的头目。这一事件在史册上被称为“皖西事件”。

白雀园大肃反

时值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值中旬。依照中央分局的指令，红4军下辖四个师的全体官兵悉数进驻光山县的白雀园。13日，张国焘身患重病，仍勉力与沈泽民等一行从新集疾驰而来，主导这场旨在“全面肃清红4军内改组派反革命势力及整顿军队秩序”的规模宏大的肃反运动。

这时候，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曾中生已被调离核心岗位，军长徐向前仅能负责军事事务，而全军肃反的重任则牢牢掌握在陈昌浩手中。在执行对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抓捕任务中，这位不常动怒的军长与陈昌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双方均心生不悦。

白雀园的街巷之中，墙壁上涂满了用石灰水书写的标语，其内容无不透露出肃反的气氛：“打倒国民党改组派！”“务必彻底肃清改组派AB团！”“推翻改组派、第三党的首领许继慎、周维炯！”其中，一幅漫画尤其引人瞩目，画中许继慎的形象被丑化得青面獠牙、披头散发，一手高举染血的大刀，另一手则抓着血淋淋的人头，其形象之恐怖，令人过目难忘。

9月14日的午后，一场重要会议在张国焘的主持下于第10师师部所在地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分局与军委的诸位委员，以及新任命的红4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第13师师长邝继勋等要员。

身患疾病的张国焘气息微弱，说话时咬紧牙关，显出一副坚韧的神态。

“许继慎、周维炯等改组派所策划的阴谋叛乱，与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的骚乱性质如出一辙。他们图谋相互策应，以协助南京政府剿灭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鄂豫皖地区，自民国十七年起，改组派与第三党便开始秘密发展组织，其影响已渗透至苏区和红军各部，尤以红四军为甚。许继慎、周维炯势力庞大，各团均布有他们的党羽。此次整肃行动必须逐一查明，确保一个不漏！”

各位在场的郭述申、蔡升熙、周纯全、王平章、徐宝珊等同仁，正专注地进行着记录工作。

沈泽民紧接着张国焘的发言，补充道：“我们必须在反中央分局的战略部署中，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此贯彻肃反工作。我们要坚决抵制左倾冒险和调和主义的倾向，从错误的思想意识中挖掘出更多改组派反革命的线索。”

陈昌浩借鉴了逮捕许、周等人的“初步经验”，进而提出见解：“务必在群众中大力推广肃反教育，激发大家对改组派反动势力的憎恶。各级党团报刊应推出肃反专题版面，于报纸墙壁上揭露改组派、第三党的阴谋，同时发布一些通俗易懂、贴近实际的公告和宣传标语。此外，还需召集各类群众集会，揭露改组派、第三党的阴谋行径，结合群众所承受的苦难，广泛宣传、动员参与此次清肃斗争！”

陈昌浩的“经验之谈”赢得了张国焘的认可与点头。随后，这位中央分局的书记再度发表讲话，对军中肃反的任务与方针进行了明确指示。

依据张国焘、沈泽民等人的肃反方针，“肃反的重点针对以下三类人群：首先是曾效力于白军的个体，无论其是自愿起义、投诚，抑或是被俘，无论其是否参与反革命活动，均需接受审查；其次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成员，无论其表现优劣，审查在所难免；最后是那些青年学生背景的知识分子，此类人士与改组派、第三党联系紧密，审查更是必经之路。”（见徐向前《回顾》）

肃反的策略与手段主要包括：首先，通过深入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挖掘并揭露改组派所隐藏的反革命线索。（参照中央分局致鄂豫边特委之函件，函发日期为1931年11月24日）在那些持有不良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观念的个体中，需探寻改组派反动势力的蛛丝马迹。具体而言，应从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联系、斗争经历、政治立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中，挖掘出改组派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参照中央分局监察委员会发布的第001号通告，发布于1931年12月10日）。

第二，采用刑逼供信的审讯手段，对所谓的“犯人”施加各种肉体上的酷刑以及其变体。众多刑法条款令人咋舌，竟全然依据口供重构改组派成员名单，对捕人及行刑更是仅凭“犯人”的供述，罔顾任何证据。（详见徐向前《回顾历史》）。

第三，开展群众性的“斗争会”，以此构建独特的审讯模式。“众人往往难以区分国民党改组派与反革命的界限，一旦有人站出来指认，便即刻陷入这场狂潮的冲击之中。面对众人的义愤填膺，被审问者几乎难以为自己进行有效辩护。”（参见张国焘《回忆录》）

张国焘等人预见到红四军战士可能因肃反措施而采取武装抵制，因此决定将部队打散，以师、团、营为单位进行混合编组。此举导致部队编制混乱，营级以上干部亦悉数更换。此外，中央分局还组建了四个巡视团，分别派驻各师，以加强对肃反工作的督导。

受错误方针引导，白雀园的肃反运动初期便暴露出极端的滥捕滥杀的恐怖态势。自9月13日起，我国在麻埠、斑竹园及余子店等地已成功逮捕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周维炯等五六十名嫌疑人。此外，在红4军内部，亦抓获了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长渌禹原，以及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第10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第28团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侯石，第32团政委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团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6团政委王天明，第38团政委任难等百余名相关人员。

此外，地方红军体系内的诸多高级将领亦遭逮捕，包括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党以及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

为渲染声势，塑造出“革命之红色恐怖氛围”。（详见张国焘《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在白雀园的火神庙中，张国焘亲自担纲主持了对许继慎的“审判”庭审。

遭受酷刑折磨，遍体鳞伤的许继慎被带至审讯室，一见到端坐正襟、神态严肃的张国焘，便忍不住愤懑地质问道：“张主席，曾扩情派人传递信件，这明显是敌人使用的挑拨离间之计。难道你们竟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张国焘冷漠地问道：“敌人为何专挑你下手，企图挑拨离间，想必其中必有缘故。”

许继慎坦荡地说：“我许继慎对党组织忠诚不二，行为坦荡，在英山遇见钟梅桥和任廉洁两名特务后，不仅将他们连同信件一并上交军部处理，但军部却怀疑这可能是敌人的挑拨离间之计？”

张国焘冷笑，阴阳怪气地答道：“听我言明，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与肖方、潘皈佛、周维炯、高建计等九人共同组成了改组派军事委员会。你们意图趁红4军南征之机，于9月15日在武穴发动叛乱，并向国民党投降。”

许继慎短暂地感到惊奇，随即发出笑声：“这难道是哪个人的胡编乱造？听起来还挺像真的！”

张国焘继续说道：“此外，曾扩情曾提及，一旦大功告成，他将替你向蒋介石请功。届时，蒋介石将任命你担任暂编第十四军的军长一职，而周维炯与肖方则将担任师长。你们将获得共计三十万元大洋的奖赏。”

许继慎闻言，痛彻心扉地斥责道：“国民党特务的阴谋诡计，张主席竟信之不疑，我看来是命悬一线了！唉！”言及此处，他忽然展现出罕见的镇定与坚定，语气沉缓而有力：“自宣誓之日起，我便矢志不渝地效忠于党，为了党的事业，我恳请中央分局对加诸我身的莫须有罪名进行严格审查，还我清白！”

“众所周知，改组派与第三党均以狡猾著称。你许继慎若施展此类伎俩，自是难以蒙蔽我们。如今，唯有刑罚方能对你有所震慑！”

周维炯

红四军第11师的师长周维炯，在白雀园的火神庙刑法室内，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他赤身裸体，被倒挂于梁上。数名打手分别踩在凳子上，将盛有辣椒面的火盆举至他鼻尖之下，另一人则手持扇子猛力扇动。热辣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辛辣刺激得周维炯连连咳嗽，身体随之剧烈地扭动挣扎。

周纯全，负责旁侧审讯的负责人，目睹周维炯的意识逐渐模糊，随即向执行人员示意，命其移开那盛满辣椒的火盆。

待周维炯恢复意识，一名保卫局的干部向他低语道：“周维炯，这辣椒面的滋味颇为难受吧？不如痛痛快快地坦白，还有哪些人物属于改组派第三党？”

周维炯心中充满愤怒与痛楚，眼中迸发出熊熊怒火，声嘶力竭地怒吼道：“张国焘，我诅咒你！”

保卫局干部怒斥：“快钉他手指！”

数名执行人员蜂拥而上，将遍体鳞伤的周维炯放于地面。紧握着他的双臂，将精心削制的竹钉钉入他的指尖，随后，用锤子一击接一击地敲打。

周维炯惨叫连连……

刑讯逼供现象普遍存在，不论哪一位被捉拿的“改组派”成员，无不遭受严酷的刑讯，手段繁多，共计五十余种，令人不寒而栗。诸如火烙肌肤、滚油灼背、四肢被钉于门板之上、枪头刺入肛门等残酷刑罚，令人触目惊心。

绝大多数遭受刑讯逼供者难以承受，往往祈求速终此生，宁愿自认属于“改组派”，甚至供出“同党”，供出的往往都是周边熟悉的面孔。各级政治保卫局随后依据这些口供进行抓捕，被捕获的嫌犯依然遭受刑讯，如此循环往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捕者的人数日渐增多。白雀园街上的众多居民家中，纷纷变身成了关押“改组派”成员的临时监牢。徐向前回忆录中提到：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将封建主义的糟粕引入其中，实行“一逼、二供、三相信”的残酷手段。捕人、杀人时，证据缺失，仅凭口供定罪。许多刑罚令人毛骨悚然。许多基层干部和战士甚至不清楚改组派、第三党究竟为何物，更无法想象这些罪名竟会导致生命的丧失。一旦被指为同党，他们便不得不承认，承认之后，还需交出所谓的同党名单。而这些所谓的同党，往往只是那些平日里关系亲密的战友或同乡，只因曾在一起讨论过工作，便被牵连其中，导致一网打尽。

与仅凭口供抓人相较，有人用镜子“相人”。在红四军第十师的第二十八团，十几名保卫局的干部挺立在全团战士的队列前端，其中一人手持一面巨镜。尤排长，他那沙哑的嗓音紧紧地抓住了全体官兵的注意：“在我们队伍中，潜藏着不少改组派和第三党成员！今天，我们借助这面镜子，来分辨谁是忠诚的红色战士，谁是背叛革命的改组派。那些真正的改组派，必将在这面镜子前暴露出他们虚伪的面目！”

随后，每一位红军战士均需面镜前行，一旁，保卫局的干部们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只需在镜中捕捉到某人神情有异，轻轻一点，便能迅速将其带出，并将其双臂紧紧束缚。这样，该连队共有二十余人被指认属“改组派”，随即被捆绑并带走。那些未被“选中”的官兵，心中疑虑重重，神情惶恐地站立原地，久久愣神，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某些连队接到紧急集结的命令，保卫局的干部们匆忙赶到，手持花名册，站在队列前方进行训话。训话结束后，他们按照名册逐一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便迅速将人抓捕，短短十几分钟内，便将数十人捆绑起来。此时，第11师32团的连级以上干部正聚在一起开会，由团政治部主任主持学习《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突然，十几个保卫局的战士推门而入，手持枪械，将40多位连级以上干部围住。带队干部宣布：“你们当中有20多名是改组派反革命分子，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点名后将由我们负责抓捕。”随着这名干部逐个念出名字，被点到的人即刻被夺去手枪，随后被解开腿上的绑带，捆绑起来。最终，现场共有近30名干部被保卫局逮捕。

随着10月下旬张国焘在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讲座，红4军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达到了顶点。各级政治保卫局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权威远超一切，位居各级党委之上，拥有随意决定生命去留的特权。（参考徐向前、倪志亮所著：《鄂豫皖苏区红军史》）。

首批遭枪决的，包括红10师28团的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以及军委会的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在内的十数人。自杀令一经下达，宛如无法阻挡的巨浪，无情地夺走了数千名无辜被诬指为“改组派”的红军战士的生命。

在这场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白雀园肃反行动中，究竟有多少红军官兵蒙冤被杀，这一数字难以确切统计。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中提到：“此次行动共清洗肃清改组派一千余人，以及富农及其他不良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实际上，数字远不止如此！徐向前、倪志亮在回忆录中述说：在这场主观主义导向的残酷肃反运动中，红4军的众多干部几乎尽数被牵涉其中，唯有少数人侥幸逃脱。在此次大规模的肃反行动中，30团班级以上干部的惨遭杀害，据估计，其人数约为500人。

依据党史和民政部门对各类资料的初步梳理与估算，白雀园的这场大肃反事件中，红四军下辖的十个团共计1.2万余人，遭受损失的排级以上干部数目高达3000人以上。其中，军级干部共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至于更低级别的干部，其确切数目难以统计。

程训宣

到了最后，“徐向前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不可轻举妄动。”这才使得徐向前得以幸免于难。在白雀园开展肃反运动之际，中央分局与军委会举办的每一次会议，均未邀请徐向前出席。

那些被冠以“改组派”、“第三党”头衔的红军干部，被成串地捆绑在一起，人数从几十不等，最多时达上百，随后在保卫局的执行人员押送下，被带往白雀园附近的荒凉山岭——潘家湾。要么遭遇枪击，要么遭受刀砍，亦或是被强行推入事先挖就的大坑，随后用泥土将其掩埋。这些衣衫褴褛、满身伤痕的红军干部，步履蹒跚，留下一串斑斑血迹，带着无尽的痛苦，被驱使着走向那残酷的刑场。村民见状，皆泪下。

面对即将降临的死亡，那些深知自己命运的干部悲痛地选择了自我了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绝望地呼喊：“我并非改组派！我绝非反革命！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第29团的政委黄钢，在他人手中夺过马刀，随后刺向腹部，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黄钢行动被陈昌浩视为改组派反革命坚决！

在这场令人发指的屠杀中，张国焘等人为之倾力，意图将其装扮成“公正”与“民主”的戏码。他们设立了所谓的“革命法庭”与“审判委员会”，试图为对许继慎、周维炯的谋杀行为寻找借口。1931年11月5日，张国焘——于白雀园再次对递送策反信件的特务钟梅桥及其同伙进行了审讯，他们为许继慎罗织了一连串漏洞百出且荒谬至极的罪名。两名特务自被许继慎派遣押解至军部以来，便始终被拘禁。然而，在他们的供述中，意外地出现了9月8日于汉口与特务机关负责人钟俊会面的记录。“钟俊派人考察许继慎忠诚度。”这等荒诞不经之谈，张国焘竟敢将其荒谬的口供上报至中央。

于白雀园火神庙举行的公审集会上，张国焘亲自宣读了许继慎与周维炯二人的所谓“罪状”：“一、此二人担任改组派的领导核心；二、他们公然违抗上级命令，对中央分局的领导展开反抗；三、他们暗中组建了反革命军事委员会，密谋于9月15日发动暴动。”

背负这三大罪状，许与周的命运之悲惨，自是不言而喻。许继慎在公审大会上，因对张国焘进行激烈斥责，竟惨遭其命令，被绑于马尾，活活拖拽至死！

1937年四月，国民党高级官员冷欣在苏北之地，对陈毅言道：“在鄂豫皖地区，我们仅略施小计，尔等便将许继慎予以处决。彼时，我们对此尚存疑虑。”

冷欣

惨重后果

经过一个多月的广泛整顿，至1931年10月中旬，张国焘等人坚信“四军内部对改组派的反革命图谋已基本肃清”。（参阅《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发布于1931年12月18日），又决定借鉴白雀园肃反的“经验”，指示在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地方武装中“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清除那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在广泛传阅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开展肃反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阐述了肃反工作的必要性，并要求各县切实推进此项任务。“作为当前的核心任务，肃反工作必须得到十倍乃至百倍的加强力度。”

与此同时，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士在《列宁报》、《红军报》、《苏维埃报》等媒体上，频繁发表针对改组派、第三党的批判文章与资料。他们还汇编了刑讯逼供的记录，并出版了《改组派反革命的阴谋与罪恶》一书，大肆宣扬肃反运动的正确性。

张国焘等在这些文件文章中，关于地方肃反工作的对象，其范围不仅涵盖改组派与第三党成员，更扩大至那些曾在流氓、土匪生涯中磨砺过的工农群众，那些在红军行列中表现出退缩态度的成员，那些对革命胜利前景持有疑虑之心的分子，以及那些因过失而遭受过惩戒的个体。此外，党内各种异己分子亦在肃反名单之列。（参照中央分局发布的第十四号通告，发布于1931年12月18日）在肃反方法上，提出“我们必须将肃反工作与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紧密融合，通过剖析错误的政治立场，从中挖掘反动组织的蛛丝马迹。”（摘自沈泽民《关于肃反工作的探讨与两条战线理论》，发表于1931年12月24日）。

一条混淆了思想与政治边界的肃反路线，必然将苏区的肃反运动引向歧途。张国焘等人对政治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各地、县保卫局深信不疑，他们在逮捕和处决犯人时，既不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负责人沟通，更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审讯过程中，如同红4军白雀园肃反案例所示，他们只重视口供，忽视证据，甚至在未进行充分调查的情况下，随意抓捕和杀害无辜。由于过度依赖逼供信，依赖“辗转招供”所得名单进行抓捕，导致众多经验丰富、与群众紧密相连的优秀干部惨遭杀害。

在红4军进驻白雀园之际，皖西北地区的肃反行动曾将百余名地方干部拘捕，其中不乏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等要员。然而，张国焘与沈泽民均对皖西北特委的肃反成效表示不满，遂派遣陈昌浩前往特委进行“督导”。

陈昌浩于十二月的中旬，在麻埠举办了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特委昇格为道委，并从红25军中抽调73师前来协助开展肃反工作。在“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这一口号的指引下，引发更大肃反潮。先后遭受错误打击的党、政、群干部，总数高达三四千人！该名单包括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以及原红1军政治委员兼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红1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皖西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杨季昌，宣传部长薛英，妇女部长翁翠华，六安县委书记王义中，霍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小波，原独立第1师师长徐百川，六安县赤卫军司令毛正初，以及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炳园等众多杰出人物。

光山县委、县苏府干部共有人数。140多人经过数轮“清肃”，除了七八名普通职员以及四位炊事人员，几乎所有“改组派”成员均不幸遇难。

赤南县委机关干部数除5勤务员外，48人均遇害。

霍山县委、县苏府干部有在此次事件中，逾190人被错误地定性为“改组派”成员，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遭受了残忍的杀害。

六安县委、县苏府情况相似。除了执行日常勤务的普通员工与炊事人员，所有干部及党员均被冠以“改组派”的罪名，并被押往刑场，最终遭受了枪决之灾。

英山县委有11名常委，经过几次清肃反，击毙了十名目标，唯有唯一一名常委因外出而幸免于难。

在一场激战中，六安独立团一举将班长级以上官员逾两百人悉数击毙！而红安独立师则在同一个夜晚，两百余名成员被定性为“改组派”，惨遭集体枪决……

“阶级斗争愈发激烈，其环境与形式亦日益繁复。肃反工作虽未画上句点，却需持续深化进行。”

“深入”的结果是：众多早期投身武装起义，并亲手缔造鄂豫边、豫东南与豫西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干部，不幸英勇牺牲于镇压“改组派”的残酷屠杀之中。除了这些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领导人，还有数千位英勇的共产党员与战斗骨干，他们也同样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邝继勋

还要提及的是，原红四军的核心领导人曾中生、邝继勋以及余笃三等同志，均因坚决抵制张国焘所推行的极端肃反路线，不幸在西征征途中，遭其密令秘密处决！

张国焘等人掀起的这场极具争议的肃反运动，不仅激起了苏区民众的普遍反感，也唤醒了那些遭受误导的干部们的觉悟。在黄安县（现红安县）的居仙区，民众亲眼目睹了一幕幕党政干部无辜遭受屠戮的惨剧。面对此景，他们毅然决定保护幸存的干部，将这些干部藏匿于山洞之中，并组织了八九百名壮丁在山外严阵以待。当保卫局的干部前来抓捕时，他们高声呼喊“坚决反对背离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以及“打倒刽子手张国焘”等口号，众志成城，合力夺回了保卫局干部的武器。然而，事态的发展远不止于此。仙居区民众的抗争之举，终究引发了张国焘调遣红军部队实施镇压的反击。

黄安县政治保卫局局长来显安，在肃反运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亲自参与审讯与执行死刑。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未能逃过左倾路线的质疑，最终被误疑为“改组派卧底”，遭到逮捕。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之际，来显安痛感自己过往行径的错误。他诚恳地对审讯人员说：

“起初，我深信肃反之举确凿无误，且其间也确有众多人命丧失。然而，随着事态的逐步明朗，许多曾被囚禁的生命得以重获自由。今日，我才彻悟，这一切竟然纯属虚幻。如今，无论你们将如何行动，我已无所畏惧，因为生与死对我而言，已无差别。”

由张国焘主导的鄂豫皖苏区大规模肃反，其背后是他个人野心的驱使，旨在巩固和强化其在该区域党和红军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一场极具罪恶性质的行为。一方面，这一举措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核心和红军的战斗力，导致上万名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惨遭屠戮；另一方面，它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打击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得党内盲目服从、人云亦云的现象愈发普遍。此现象亦导致了知识分子严重短缺的困境，并滋生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视态度，使得人们不愿意学习文化知识，甚至畏惧成为知识分子。沈泽民在提交给中央的两个报告中亦指出：“干部队伍的不足，尤其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干部匮乏，实为一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鉴于地方干部遭受的杀戮过于频繁，众多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曾一度陷入无人问津的瘫痪境地。会议难以召开。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激战之际，敌军已逼近黄安周边，然而，并未有民众自发向红军透露敌情，这使得红军陷入了被动的战局。正是这些不利因素，成为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败的关键所在。

在党的成长与红军的壮大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令人惋惜且令敌对势力感到欢喜的事件呢？愿历史悲剧永不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