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组关于拟任董事在尚未正式履职前就辞职的新闻，像一记不合时宜的警钟，敲醒了市场对银行治理结构的关注。

贵阳银行、贵州银行等地的案例并非孤例，背后映射的是国有资本背景企业在董事会层面的治理节奏与监管审核之间的错位。

贵阳银行最新披露尤为引人注目：拟任董事余瑞在已被提名为董事之时，竟因“工作原因”辞去拟任职务。

更耐人寻味的是，6月时董事会已将张正海、盛军、李松芸、邓勇、梁诚、余瑞等人列为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其中李松芸、梁诚、余瑞的任职资格需要监管部门核准。

换句话说，已被选举为董事的余瑞，实际任职资格却在监管层面未获核准，尚未正式履职就已宣布辞任，这一时间点与履历信息交叠，呈现出“拟任—核准—履职”的三段式流程在现实中的错位。

从履历看，余瑞生于1989年3月，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持中级经济师资格。

其职业经历多在贵州省内的国有控股与能源领域：在贵州产业投资集团金融事业部、贵州乌江能源集团金融事业部及财务部担任要职，随后在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金融事业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部副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合规管理部部长等职责。

这类背景在贵阳银行的董事候选人结构中并不罕见，显现出国有资本平台在董事会选人中的重要性与路径依赖。

更值得关注的是，同一时间段内，另一位拟任董事梁诚也在2025年7月提出辞职。

梁诚出生于1988年4月，硕士学位、工程师职称，职业经历包括贵阳金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等，现任后者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职务。

其辞职行动，确认了在同一批次任命中，至少两人会在上任前后阶段选择退出，形成董事层面的“动员—退出—调整”的治理信号。

此外，除了贵阳银行的案例，同期还出现了拟任副行长在正式履职前辞职的情形。

2024年1月，贵阳市政府发布人事任免通知，推荐杨轩为贵阳银行副行长人选；该月贵阳银行董事会任命杨轩为副行长，但拟任资格始终未获监管部门核准，直到同年12月以拟任副行长身份辞职。

杨轩出生于1985年8月，具有本科学历，曾在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及总行党务工作部等岗位积累经验，后在贵安新区等多家国有企业任职，路径与上述董事候选人有着较多交集，属于国企体系内部人事流动的典型路径。

不仅贵阳银行，湘财Plus也披露过贵州银行类似的情况。

2025年6月，贵州银行拟任董事胡宇雯、殷孟波、王遥同时请辞，三人于2024年6月被分别选举为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辞职时的任职资格均未获监管机构核准。

这一系列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在贵州省内多家银行中多次出现，折射出治理层面的一种共同信号，值得深挖。

为何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拟任即辞”现象？

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任职资格核准制度本身及其执行节奏。

监管机构对董事、独立董事等关键岗位的任职资格审查，固然是风险治理与合规的底线，但若拟任人选在核准落地前就进入高强度的履职期，或者在核准尚未确定前就承担要职，其决策独立性、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对关联交易、利益冲突等议题的治理能力，都会处于不确定状态。

这种不确定性，容易被市场解读为治理缺口，进而影响投资者对银行治理结构的信心。

从宏观层面看，这一轮“拟任前置”的信号，给中国本土银行治理改革提供了清晰的启示。

一方面，国有资本背景的董事候选人来源庞大、路径清晰，但任职资格的程序性要求不可绕开，也不可拖延；另一方面，银行治理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具备独立判断力的董事会，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更严格的风险内控监管。

因此，如何在“快速任命”和“合规核准”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提升治理质量和市场信心的关键。

在操作层面，业界可考虑以下方向来提升治理韧性。

首先，在拟任阶段加强尽调与信息披露，确保候选人在核准前就具备清晰的风险治理理念和可验证的履职能力证据；其次，探索设立观察期或临时治理机制，允许在尚未完成正式核准前形成一个临时的治理协同机制，避免治理真空；再次，推动监管核准流程的信息透明度与时效性，帮助市场更好地进行预期管理；最后，拓展董事来源渠道与背景多样性，降低对单一国有平台的高度依赖，提升董事会的专业性与独立性。

当然，以上并非否定国有资本在银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国有资本在治理现代化、提高透明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保障。

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协同，确保任职资格核准与实际履职的时间线尽量对齐，避免“人到岗、权尚未到手”的治理断裂。

展望未来，监管层、地方政府与银行若共同推动治理制度的完善，这些“拟任前置”的现象或将成为推动高质量治理的催化剂，而不是市场的风险信号。

监管部门需要在制度性规划与信息披露方面进一步强化，银行则要以更公开、透明、可验证的方式推进人事任命，确保董事会在关键时期保持稳定，提升市场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信心。

治理，正在成为银行最核心的安全阀。

把拟任到任职的全流程梳理清楚，把资格核准与实际履职之间的时间差降到最低，才能让董事会真正成为增信、增效、控风险的中枢力量。

对于投资者、对市场，你在关注的又是什么？

在新一轮治理改革中，哪些制度安排能真正解决“准任即辞”的痛点，让每一位董事都在合规、专业的轨道上，推动银行和企业的高质量发展？